■潘飞

　　2026年，院线动画电影《八仙！》与AI漫短剧《万妖图录传》依托东方神话/志怪叙事成为爆款，两者都扎根中华传统神话土壤，清晰地证明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积累的神话、民俗、志怪故事，是源源不断、具备持续开发价值的文化宝库。传统神话故事常常强调天赋、天命、天道秩序，仙人与生俱来拥有超凡力量，善恶界限泾渭分明，而当下广受好评的志怪作品则普遍遵循同一创作方向：去神圣化、凡人化、消解二元对立。

　　从文化层面看，经历多年国风内容培育，现在的观众早已不再满足于简单复刻经典典故。无论是《八仙！》重塑八仙凡人底色，突出凡人抉择造就修行之路，还是《万妖图录传》重构志怪妖物叙事，跳出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都抓住了当代受众的情感诉求：人们不再仰望完美、高高在上的神仙，更愿意看见带有弱点、不断与命运对抗的普通人与异类。传说不再只是陈旧典故，而是成为承载现代人情绪、思考命运与取舍的叙事载体。

　　总之，志怪叙事，关乎超验世界，似在青云之外，实在人心之中。

　　从“混沌”到“阶序”：重构神怪世界的秩序框架

　　如果说中国神话体系虽广博，但因缺乏系统性整理，使得普通读者望而生畏，那么不妨先看一下《中国神话》（广东旅游出版社2026年出版）。作者刘陶陶以“创世源流—山川风物—神仙精怪—古代英雄—僧道传说”为脉络，构建起清晰的神话地图。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创世神话，到《山海经》中“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的异兽，再到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英雄史诗，最后落脚于佛教的“因果轮回”与道教的“得道成仙”——每一个板块既独立成章，又彼此勾连，共同构成中国神话的“四维坐标系”。书中资料来源涵盖大量古籍乃至现代收集的口述神话，既有《山海经》《淮南子》等古代典籍的原文引用，也有对民间口头传说的田野调查整理。这种“历史化”的处理，让散落的神话碎片聚合成有逻辑的文化长卷，成为读者进入神怪世界很好的入口。

　　中国古代志怪文学亦如此，向来被视作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集锦——青面獠牙的精怪、呼风唤雨的神祇、飘忽不定的鬼魂，在文字中构建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天地。长久以来，人们多将其视为“荒诞不经”的文化边角料，鲜少追问：这看似混沌的神怪世界，是否暗藏着一套自洽的秩序逻辑？苏筱《万变不驯：中国古代志怪世界的秩序逻辑》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出版）借东亚妖怪学的理论透镜，为我们揭开了志怪世界“万变”表象下的“其宗”——一套严谨而灵动的秩序体系。

　　志怪之“怪”，核心在“变”，仿佛万物皆可突破界限，随意幻化。但《万变不驯》敏锐地指出：“万物幻化皆有其度。”作者通过钩沉《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等唐宋文献，系统提炼出“自然界—妖怪—鬼—人—神仙”的五阶秩序逻辑，并创新性地为各阶设定“转化分值”，使原本模糊的转化规则变得清晰可辨。这一阶序绝非简单的等级排列，而是动态的“存在光谱”。自然界的生灵需积累足够“修行值”方能化为妖怪；妖怪若通过道德试炼或完成特定“任务”，可进阶为鬼或人；而人通过修炼或功德积累，最终可飞升为仙。反过来，仙若堕落、人若作恶、鬼若执念过深，又可能“降级”为低阶存在。这种“可上可下”的转化机制，打破了传统认知中神怪世界的静态印象，呈现出古人对“存在秩序”的弹性理解。这种“变与常”的辩证，恰是古人对宇宙规律的深刻体认——世界不是僵化的结构，而是在“变”中维系平衡的有机整体。

　　同样，在《诸怪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一书中，作者严优将散落的“精怪碎片”归置为“精怪助人”“精怪报恩”“精怪作祟”“精怪复仇”“精怪与人类的感情”“精怪的秘密”等十几个类型，不仅为纷繁的精怪世界建立了清晰的“谱系”，更揭示出其内在的逻辑结构——精怪世界虽属幻想，却处处可见人类社会的影子。

　　从“奇幻”到“镜像”：志怪世界的人间投影

　　志怪世界的秩序逻辑，本质是古人宇宙观的折射。《万变不驯》一书通过对姑获鸟、龙、仙草等典型个案的考辨，揭示出一个深刻命题：“古人的妖怪世界是人创造的世界，是人界的倒影、镜像。”姑获鸟的“夺子”传说，映射着古代社会对“失子”焦虑的集体记忆；龙的“行云布雨”能力，实则是农耕文明对自然力量的人格化想象；而仙草的“延年益寿”特性，则寄托着古人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渴望。另外，《万变不驯》并未止步于文本分析，而是将志怪现象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作者借鉴“本族体裁分类”与“故事形态学”理论，不仅关注神怪“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如此存在”。例如，书中解析鬼的阶序位置时，指出其既是“人死后的过渡形态”，也是“社会伦理的监督者”——民间故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鬼叙事，实则是现实社会道德秩序的强化机制。这种“从鬼神世界看人间”的视角，让志怪研究跳出了纯文学的范畴，成为窥探古人精神世界的独特窗口。

　　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修仙”始终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号，仙人似乎总是游离于尘世之外，腾云驾雾，长生不老，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缥缈想象。然而，美国汉学家康儒博教授的《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一书，将仙人“从超凡脱俗的神坛拉回人间社会”，在社会记忆的理论框架下，为我们揭示了修仙文化背后真实的历史逻辑与社会肌理。

　　传统研究常将修仙者置于“超凡脱俗”的神坛，视其为脱离尘世的孤独修行者。康儒博则在仙传文献中发现了截然不同的图景：仙人从来不是社会的“局外人”，而是在复杂社会网络中扮演多重角色的“行动者”。正是在与家庭、皇权、民众的互动中，修仙者的身份得以确认，成仙的叙事得以流传。这种将修仙者置于具体社会情境中的分析，彻底颠覆了“仙人独居深山”的刻板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群活生生的“社会人”。该书的理论突破在于将“社会记忆”理论与人类学视角引入仙传文献研究。康儒博认为，仙传文本并非对“神圣本质”的简单记录，而是特定群体“建构记忆”的产物——修仙故事的讲述、记录与传播，本质上是社会权力、文化观念与群体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

　　《诸怪纪》一书同样深刻揭示了精怪叙事与现实社会的内在关联。正如书中所言，这些神奇故事“本质上仍是其对现实世界状况与问题的想象性延展”。在作者严优的笔下，精怪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符号，而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文化镜像——它们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实则是古人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人性本质的思考与反思。以“精怪作祟”类型为例，许多故事中的精怪并非天生邪恶，而是因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对生灵的伤害而“化祟”。这背后，是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敬畏：山林有灵，草木有情，人类若过度索取，必遭反噬。这种生态智慧，对当代社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再如“精怪与人类的感情”故事，狐女、花妖与书生的相恋，往往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寄托了古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这些故事虽属虚构，却真实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个体情感与礼教规范的矛盾，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色彩。严优的解读，始终站在“人”的视角展开——精怪如何看待人类社会？人类又如何与精怪相处？这种双向审视，本质上是对“人与他者”“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深层探讨。在精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古人的奇幻想象，更是他们对理想社会、美好人性的向往与追求。

　　无独有偶，刘陶陶在《中国神话》中从“人”的视角也给我们带来类似的启示：那些关于天地、神灵、英雄的古老故事，从未真正远去——它们藏在春节的爆竹里，藏在端午的龙舟中，藏在每个人对“善恶有报”“自强不息”的信念里。

　　从“神秘主义”到“社会逻辑”：研究范式的转化

　　《万变不驯》一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打通了古今对话的通道——上溯先秦妖怪观念的起源，下接当代流行的妖怪文化，清晰展现了志怪秩序逻辑的传承与变异。因此，它不仅重构了古代志怪世界的秩序逻辑，更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今天，我们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看到“仙与妖的身份重构”，在《白蛇：缘起》中读到“人妖之恋的伦理突破”，在电视剧《凡人修仙传》中看到从“炼气期”到“化神期”的五阶修炼法，皆是古人“阶序转化”观念的现代演绎。正如书中所言，志怪世界的“秩序密码”，本质是古人对“人与自然”“有限与无限”“个体与集体”等永恒命题的思考。解码这些密码，能让我们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对自然的敬畏、对道德的坚守、对变化的包容。

　　在《修仙》一书中，康儒博不再追问“修仙是否可能”，而是探究“修仙观念如何被建构”。他不迷恋于“长生不老”的奇幻叙事，而是关注这些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心理与社会需求。这种回归历史与社会逻辑的研究路径，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修仙文化不仅是个体的精神追求，更是社会记忆、群体认同与权力博弈的折射。因此，《修仙》“重构了修仙活动兴盛的宗教与社会图景”，是对“神秘主义”的祛魅。

　　另外，康儒博对“圣人角色”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对“宗教表演与受众互动”的探讨，为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提供了跨文化的研究参照。当我们将“修仙”从云端拉回人间，看到的不仅是古人的精神追求，更是一个社会如何建构记忆、塑造权威、凝聚认同的生动样本。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修仙》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创新。当我们跳出“神秘传说”的桎梏，看到修仙者如何在社会网络中争取认可、建构身份，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任何宗教现象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从人间看神圣”的视角，不仅为理解中国古代宗教打开了新窗口，更为观察人类社会中“神圣性”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范本。

　　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诸怪纪》，其价值则不仅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与解读，更在于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范例。作者以鲜活灵动的语言将古籍中的精怪故事娓娓道来，既保持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让普通读者能够轻松走进这个奇幻世界。

　　在当代社会，随着文化自信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成为时代命题。《诸怪纪》通过对精怪叙事的深度挖掘，用雅俗共赏的写作风格，打破了传统学术著作的壁垒，让传统文化真正“活”了起来，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并非僵化的故纸堆，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精怪故事中体现的生态智慧、伦理观念、人性思考，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它们所倡导的“万物和谐”“善恶有报”“情感真挚”，正是构建美好社会的重要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诸怪纪》不仅是一部研究精怪故事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面映照当代社会的文化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