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成

面对浩如烟海的民歌，去接近它，尊重它，理解它，发掘它，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再发展。把歌留住，把根守住，让它长出新的枝叶

最近一段时间，两首民歌火遍社交媒体。西北花儿《尕连手》和云南景颇族歌舞《目瑙纵歌》，从乡土大地唱到了手机屏幕，不仅获得数以亿计的播放量，还引发全民传唱的热潮，让人看到传统民间音乐不同寻常的魅力。

有人问我：随着生活方式改变，民歌是不是注定过时了？这些年的研究让我越来越觉得，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民歌今天的生存状态很不一样。有的地方，传统歌唱逐渐退出日常生活；有的地方，民歌仍然活跃在生产、节庆和日常交往之中；还有些民歌一度式微，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焕发生机。

2007年，我到锡林郭勒草原调查蒙古族长调民歌。在苏尼特右旗，当地文化工作者告诉我，会唱传统民歌的人不过数十人。那时，人们谈起长调传承，多少带着一种危机感。

近20年过去，今天的锡林郭勒是另外一番景象。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学习长调、演唱长调，一批优秀的年轻歌手不断成长。过去需要深入牧区寻找的声音，今天不仅出现在专业舞台上，也重新进入婚礼、宴饮、朋友聚会等生活空间。在呼和浩特等城市，同样可以看到许多年轻人学习、演唱传统民歌，一些80后、90后会唱的民歌比70后还多，对传统的理解和运用也更自觉。

这提醒我们，现代化并不天然是民歌的敌人。一方面，城市化、媒介化和生活方式的快速改变，会使一些民歌逐渐失去原有的生存语境；另一方面，城市、学校、舞台、电影、网络和音乐节，又为传统音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空间。比如呼麦、侗族大歌、信天游，早已突破原有地域边界，进入电影、综艺、音乐节以及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成为颇具辨识度的中国声音。一些年轻音乐人的实践同样值得关注。他们在创作中使用传统乐器，吸收传统音乐养分，同时运用现代乐器及编曲方式，两相融合，吸引了一批跨地域、跨代际的听众。

当然，承认民歌可以变化，并不意味着怎样变化都可以。

民歌本身主要靠口传心授，一代代人在传唱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嗓音、生活经验、情感和审美不断作出调整。同一首民歌，在不同地区、不同歌手那里，可能本来就存在多个版本。新的艺术形态出现后，并没有消灭原有传统，它们同时存在，从不同角度延展同一文化记忆。《康定情歌》《茉莉花》《鸿雁》《知道不知道》等深受大众喜爱的歌曲，本就脱胎于民歌旋律，或受其审美精神的滋养。今天，许多具有中国气派的音乐创作，背后也能看到传统民歌的影子。

所以，问题不是“民歌能不能改”，而是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在改什么。如果不了解一种民歌产生的地域、历史和背后的生活方式，只把几个旋律片段、几种传统乐器、几个听起来颇具地域色彩的音响符号拼接在一起，那还不能叫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把经过舞台化、流行化改编之后的作品，反过来当作原生态传统本身。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经过加工的“新版本”，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传统便可能在热闹的传播中悄然失去根基。

今天谈民歌，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我们是否还有聆听民歌的能力？现代人的音乐经验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依赖即时判断。打开手机，一首歌好不好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就可以决定；一段旋律能不能迅速抓住耳朵，常常成为传播的重要标准。“好听”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只剩下“好不好听”这一把尺子，我们就可能错过大量珍贵的传统音乐。

民歌所要求的聆听，常常不是即时的。一首歌为什么这样唱？一个音为什么要拖这么长？一段听起来简单的旋律为什么在当地人那里能够唤起强烈情感？这些问题，如果脱离它产生的环境，常常很难真正理解。同样，一首长调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街道中听，与站在辽阔草原上听，感受很不一样。当远天、白云、草地铺展开来，你会意识到，长调旋律的舒展，并不是人为地把一个音拉长，而是与草原的空间、人的呼吸、牧人的生活节奏紧紧联系在一起。

理解民歌，需要历史想象，也需要生活共情。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了解当地人怎样表达感情，知道一首歌在什么场合唱、唱给谁听、为什么唱，音乐中的许多细节才会逐渐显现出来。民歌不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灵感，它经过无数普通人的歌唱、修改和选择，沉淀着长久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

面对浩如烟海的民歌，去接近它，尊重它，理解它，发掘它，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再发展。重要的事情仍然是把歌留住，把代表性传承人的声音留下来，把不同地区、不同歌手的版本记录下来，把民歌与地域、习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保存下来。把歌留住，把根守住，让它长出新的枝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是把传统简单装进既有形式里，而是在真正理解传统精神之后，使它与今天的生活重新发生关联。

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近民歌，愿意进入它背后的山川、历史与生活，那些流传千百年的声音，就不只属于过去，它们会在新的时代生活中继续生长，也会不断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走来，又将带着怎样的声音走向未来。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