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

　　故事从来都钟情于英雄，因为英雄会经历刀光剑影的考验、生死攸关的抉择、舍生取义的高光，余韵悠长。受众则在英雄叙事里情感受到震撼、心灵得到净化、价值观得到升华。而严肃的艺术创作，则负有“打捞埋没者”的使命，书写历史行进过程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郑大圣导演最新推出的电影《密档》，就是这样一部聚焦“无名英雄”的新型谍战片，它以克制的影像语言塑造了一群“隐于无形”的革命者。

　　最深的隐蔽是无形

　　近年来，经媒体报道，1933年至1949年间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前赴后继接力保护“中央文库”的十余位地下工作者的事迹逐渐为一部分公众所知。所谓“中央文库”，是1922年至1933年间的2万余份中央核心档案，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亲自安排秘密保管，在中央离开上海转移到苏区后，这些被称为“一号机密”的重要档案竟然被完好保存至上海解放，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

　　十余位接力保存这批密档的地下工作者，无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与大多数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获取情报（如《风声》中的老鬼等）、传递情报（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等）、运输特殊物资（如《51号兵站》里的“小老大”），或者暗杀锄奸（如《无名》里的叶先生等）不同，保护“中央文库”的地下工作者不是去冒险刺探或快意恩仇，而是要尽量让自己隐于无形，如同电影《密档》中的那句台词，“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所以，他们的事迹直到1990年才被研究者挖掘理清。

　　大隐隐于市，隐于无形，这固然是肩负保护中央文库的保管员们完成任务的最佳状态，但对于试图借助影视手段表现他们的编导来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缺乏”——也“不能”有刀光剑影的高光时刻，他们更多的状态是“隐忍”，是“泯然众人”，是“不被注意”，甚至是“被忽视和忘记”。

　　最强的情感是“克制”

　　电影《密档》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挑战影视艺术创作的惯例，要把那些以“平凡、日常、寂寂无闻”为工作状态，又为革命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奉献者搬上银幕。令人欣喜的是，影片做到了。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突破点，那就是：不能表现爆发，那就表现隐忍；没有街头的冲杀，那就表现室内的低语；不能有喜怒形于色的外化，那就挖掘吞在肚子里的煎熬。影片男女主人公徐书亭、沈玉琳夫妇，作为浓缩了十几位文档保管员的典型人物，他们要做的正是在房东、邻居、特务、日伪的审视和监控下伪装成无欲无求、无痛无痒甚至有些浑浑噩噩的普通市民，而回到二人世界，则承受着妥善保管2万余份巨量档案的重大压力、隐忍着失去孩子的伤痛、撕扯着因为长期非正常生活引起的情感裂痕的革命夫妻。

　　影片给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极度虐心的前史——他们的上一个住所暴露，孩子被抓，并成为敌人寻找他们的诱饵。理性、坚强，以致让妻子感到“冷酷”的丈夫清醒地觉察到了危险，带着妻子远离，而妻子则难以承受失子创痛，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到孤儿院、收养所去寻找孩子。夫妻二人因此产生分歧，不时爆发压抑的争吵。影片没有回避地下工作者正常的人性和母性，但通过丈夫的抉择，表现了在家庭与事业不能兼得时，革命者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如果说，“最大的英雄是无名，最深的隐蔽是无形”，那么影片中两个主人公偶尔细碎的争执和长久对坐的沉默，那件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的毛衣，则充分诠释了“克制才是最强的情感表达”。

　　最高的技巧是“留白”

　　《密档》不仅在题材和人物上是一部新颖的电影，还是一部很高级的电影、一部需要观影门槛的电影，因为电影的艺术处理如同片中的主人公一样克制隐忍，甚至刻意形成了诸多“留白”。影片的开篇在一个弄堂石库门房子里，身份各异的几家租客和房东之间的家长里短、言语龃龉，沪语方言自带的市井气息，打破了传统谍战片固有的紧张悬疑范式，让人一时摸不清影片的类型，误以为走进了“七十二家房客”的片场。在并未交代主人公身份和前史的情况下，展现妻子在孤儿院和收养所里帮工时，对某些孩子情绪波动的辨识，回来后丈夫的不满，让观众看得有点摸不着头脑。直到夫妻二人在深夜里，拆开墙板，把文档小心放入夹墙，观众才能确认两人的秘密身份。但关于“失子—寻子”这个重要的情感心结，影片始终保持了“闪烁其词”的留白处理，而男女主人公不时与青年时期的自己擦肩而过的跨时空艺术处理，更加重了理解的歧义，直到最后，在惊鸿一瞥的闪回中，观众才能意识到影片中埋下的草蛇灰线，理解男女主人公内心深切的疼痛。

　　当然，影片整体的隐忍克制风格并不意味着对戏剧性的完全舍弃，由于故事发生在特殊年代的上海，危险始终伴随着主人公左右。房客里既有朝鲜义士，也有汪伪特务，必然引发各种危机——面对突然而至的封锁、意料之外的闯入，两位主人公该如何化险为夷？当身边的76号特务突然意识到主人公的真实身份时，主人公又将如何直面困局？在理解了影片创新的艺术处理后，相信喜欢看谍战片的观众不会失望。

　　（作者系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