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美娟

为什么一个角色过去30年了，还想为她写点什么？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在记忆深处存留很多年，莫名其妙地，在几十年后，又会像沙漏一样慢慢渗透出来，流向人心的另一空间深处，触碰到你的心灵？因为一部电影，因为一个角色，有些生活中真实的细节，还有一些工作中的拍摄往事，还会时有时无地隐没在潜意识里，如同一位老友般地偶尔出现一下呢。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大概就是表演专业的妙处之一，或者说，也是这份艺术工作独特的意义所在。但这并非指的是，所有角色形象在塑造之后，都会有这般意味深长的后续力。在我从艺半个世纪的生涯里，此类情况也只是一些个案，而且一般只会岀现于某一类型的艺术作品中。

我们都知道，演员的艺术创作，遇到的往往是两大类人物形象，一类是剧作家创作的虚构的艺术形象，当然它的基础是源于生活的；另一类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非虚构人物形象，一般来说，我们称之为写实的创作。在后一类人物形象身上，最先能显现的就是编剧的“化解”能力，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形象的塑造，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化解”与“提升”的过程，这是编剧的劳动成果中，成败的关键。有了一剧之本后，延伸而来的是如何呈现具体的艺术形象，在这一环节中，演员是艺术形象的最终呈现者，且在这类相对真实的人物身上，演员和编剧要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把原型生活形象“化解”和“提升”为一个艺术形象。而把生活形象转变为艺术形象，并通过电影语言的特殊艺术表现力，最终能稳定一部作品艺术坐标的关键和灵魂人物，是导演。但我在这篇创作后记中想要表达的，只是在演员如何塑造以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的艺术形象时的一点体会。以这样一个小切口，重温对一个角色诞生的一些思考。在我从艺50年的经历中，我有幸在影视作品里塑造过五六位有真实人物原型的艺术形象。其中，电影《一棵树》中朱珠这个角色及其原型，和我的牵绊最为悠长。我和原型人物见面的次数也最多。

说到和电影《一棵树》的缘分，你不得不相信生活中有些冥冥之中的因果。因为自己所从事的表演专业工作，我从年轻时候就关注纪录片和纪实文学。我以为，纪录片和纪实文学作品中真实的人物命运和经历，是我们这个专业间接获取生活素材的来源之一。记忆中，我在参与拍摄电影《一棵树》之前，曾经在90年代的央视纪录片频道，看到过一部介绍当年陕北农村妇女牛玉琴，二十多年坚持在沙漠里植树造林的报道。在这部纪录片中，有一些画面，让人记忆犹新，一看就是当年在沙漠现场的真实环境里拍摄的。比如，在风沙弥漫的灰色沙漠中，一位农村少妇边扶着摇摇欲坠的树干边大声说话，风沙刮得她有点站不住的模样，留给我很深印象。镜头中的这位陕北农村妇女，后来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牛玉琴。1996年我受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周友朝之邀，参与电影《一棵树》的拍摄，才知道我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朱珠，就是根据牛玉琴的真实生活故事而创作的。

《一棵树》的编剧张子良老师，是当年西影厂著作等身的资深剧作家。但我在上海读剧本前，还以为这样一部西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又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很担心会不会是落入某种俗套的作品。所以开始读剧本时，我是带着一丝懒散的心境去接触的。惊讶的是，一遍读完，在平静心态之下，有好几处在不知不觉中竟让我泪流满面，这一下就把懒散的我惊着了。作为一名演员，我在任何时期都在内心渴望遇见好剧本和好的人物形象。于是，我正襟危坐，认认真真，从头开始又一次通读剧本，发现感动我的地方依然打动我，随着剧本带入的艺术想象和新鲜感只有增加，没有被削弱。当时我想，能够读到这样的剧本，真是太好了。编剧张子良老师在《一棵树》的电影剧本创作中，跳出了这类作品容易陷入好人好事堆砌的魔咒，从塑造角色的源头，就给演员营造了一个充满艺术想象的文本空间与氛围。这样具备“化解”与“提升”生活原型，使之到达典型艺术形象的某种高度的编剧是不多的。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张子良老师大部分时间都随着剧组在外景地跟拍。有次我们收工回驻地，在排队打饭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我后面自言自语：怎么会的，怎么会的……我回头一看，是编剧张子良老师，我问：张老师您在说什么呀？张老师说：为什么你穿上牛玉琴的衣服（我在影片里穿的那套绿棉袄，是剧组问牛玉琴借的）就像朱珠了，收工后换上自己的衣服，又像上海人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诘问。

我第一次见到牛玉琴，是在她的家乡陕西榆林地区的县招待所。那段时间，导演周友朝和前期工作人员已经在榆林了，导演告诉我，过几天牛玉琴要到纽约联合国粮农组织去领一个拉奥博士奖，以表彰她在改造人类生存环境方面所作的贡献。于是我由副导演带着从上海赶到榆林，急着要在她出国之前见上一面。我到榆林的当天晚上，剧组邀请牛玉琴和我一起在县招待所住一晚，和她彻夜长聊。比起几年前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里见到的她，眼前的牛玉琴显然已更添风霜。但她笑起来的模样还是那样淳朴，无语时的状态又像雕塑般凝练，皮肤是黑里透红的健康色。听她讲着人生经历的甜酸苦辣，我的心也神奇地向她的喜怒哀乐靠拢。听她述说的过程中，套用现在的话说，有一种共情产生的黏合力在把我和牛玉琴拉近。这样的共情可能是对人类某些普世情感的认同。还有作为一个当了母亲的劳动妇女，牛玉琴上有公婆，下有子女，为了接续丈夫的遗愿，带领家人在劳动脱贫的过程中，她身上散发出某种粗粝原始的光彩，令我异常感动。她说，他们结婚时，因为穷，丈夫只买得起一对银质小铃铛，夫妻俩一人一个分别拴在裤腰上，白天下地干活，走起路来听着铃铛响，日子再苦心里也就觉得开心了。那时那刻，看着她，我眼里湿润，心里在想，谁说农村人不懂浪漫。在她的叙述里，我分明看到了相爱的男女之间最大的本真。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是会传递某些信息的，哪怕只是匆匆一见，也会留下重要的感性印象。演员与真实人物之间的共情能力，其实更是一种价值认同。这是我在塑造这一类角色时获得的一份真切感受和体会。由此，角色的种子已经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就扎进了心里。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我有时会想，作为世代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面对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只是求生的本能吗，还是某种神性的引航，使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够渡过漫漫岁月，并给予这位陕北女性那种超乎寻常的爱与坚韧，使她能够带领家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为生活播撒下一片绿洲。在拍摄前，我们几个主创曾去牛玉琴的家里体验生活，在她家隔壁的“玉琴小学”教室——那纸糊窗框的屋子里住了一周。那真是一片陕北大沙地，村里的一条土路两边，种满了灼灼的向日葵，一眼望去美不胜收。可这自然的美景挡不住弥漫的风沙，那个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全国贫困地区。穷则思变，牛玉琴一家就是在其丈夫的带领下，坚持二十多年植树造林，改变了生存环境。我们在她家的那一周时间里，每天都在沙土地里练习挖树坑，然后在挖好的小沙坑里铺上一层土，才能把树苗种上，使之存活。在一个阳光灿烂没有风沙的午后，牛玉琴的公婆和儿子带着我们几个，坐上一辆驴板车进沙漠，去她家在沙漠里承包的劳动基地看看。驴车拉着我们在沙漠里走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牛玉琴家在沙漠里的一处类似驿站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惊喜万分，原来这里就像一座沙漠绿洲，靠一家老小用麻袋背进来的土和石头，竟然垒砌了两间平房，屋前挖了一口井，屋后还种了瓜果。我们围坐在凉棚下，在这里吃到的西瓜，比城里任何地方吃到的都要甜蜜好几倍。人定胜天，耳闻不如一见，这样的奇迹，如果不亲临现场是难以想象的。据介绍，当年我们在拍摄《一棵树》这部电影时，牛玉琴一家已经在沙漠里种了四百万株树了。现实生活中，牛玉琴的丈夫是位智慧聪明的新型农民，他在大儿子才5岁的时候就承包了沙地，希望带领全家通过劳动脱贫致富。他儿子还记得爸爸曾对他说过的话：儿子，这棵树苗现在是5块钱，将来就是10块钱。但后来他的爸爸一条腿患了骨癌，只能住院治疗。至此，牛玉琴就承担起了一切责任，医院和沙地两头跑，每天去县医院照顾丈夫，回家后又带着家人去自家承包的沙地里种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丈夫去世后，牛玉琴更是把所有生命能量都投射进了植树造林中。

我在电影《一棵树》中的角色名字叫朱珠。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更何况，朱珠身上带有太多的原型人物牛玉琴的符号了。其中有两样重要的物件。首先是我扮演的朱珠常年穿的一身衣服——一件绿棉袄和一条藏蓝色棉布裤子，这是从牛玉琴那里借来的。另一样，是牛玉琴结婚时丈夫买的一对银质小铃铛。丈夫去世后，两个铃铛都挂在了牛玉琴的身上。这对铃铛我们剧组也借来了，作为戏里的道具，拴在了我（朱珠）的身上。这些带有强烈生命信息的东西，从生活中的她身上，移到了艺术中的我这儿。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加持力。在电影《一棵树》剧组，当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便是我这个上海籍演员，被赋予了一位陕北农村妇女的形象。在第一次接到导演周友朝的电话邀约时，我曾问过他：这样的题材，你为什么会想到起用一位上海演员？导演说：这个角色，我想要你身上一种从容的东西。尽管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导演说的这种东西，这种能够把陕北和上海的两位女性联系起来，从而在一部电影作品中塑造出一个艺术形象的道理；但从他这句话里，我看到了导演选角的自信，和对一部作品究竟要交给谁去诠释的定力。这样的认定和自信，会在拍摄合作的初期建立起主创之间的良性互信，而互信的能量能打破地域文化造成的差异，它的底层逻辑是专业标准。这是我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想明白了的一个道理。

30年后，我回忆起当年在《一棵树》的拍摄地，我们每天都要在天还没有亮透时，就从剧组的驻地宁夏中卫县招待所出发，一路颠簸不平地开两个多小时的车，到达地处内蒙古境内的外景拍摄地。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边上，有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村庄，不拍戏时，我们有时会在村里的农民家喝水休息。更多时候，由于日照的关系，剧组每天只能拍摄到中午左右，下午的大量时间，就是坐在沙漠边上等天光渐弱后再拍。每当此时，我会和西影厂的各部门剧组同仁一起，有时在沙漠里玩沙，有时在剧组的车边阴影里静坐休息，偶尔也会一个人往沙漠深处走走，在眺望漫无边际、美丽无垠的沙漠深处时，上海、陕西、宁夏、内蒙古，这些因拍摄电影《一棵树》而突然交集在一起的地方，在我心中汇成一幅美丽图景，产生一丝丝涟漪与情怀，与牛玉琴的真实故事对应，变成了那个在沙漠里种树劳作与企盼眺望的朱珠。

我有时会自嘲地想，你在30年前一部电影创作中有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体悟，还有一些表演专业上的思考，到30年后，竟然还纠缠其中，会被嘲笑甚至挖苦吧。但，那又怎么样呢？作为一名从事表演专业几十年的人，在专业思维中求解某些问题，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吗？表演专业不纯是娱乐，它那严肃的一面，就是求解一些曾经不解，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些道理的事情。如此，也就无顾忌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其中有些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一直以来，就是我们业内人士在实践中求解的难题。还有，以生活原型人物为创作素材的作品，更准确的说法，是不是应该称为人物传记片呢？随着时代的变化，难题本身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变。

但人与人之间由结缘而生发的感情，却又会超越世俗而形成一种纽带之力。在拍完电影《一棵树》之后，我又有缘和生活原型牛玉琴见过几次面。有一回，她还特意从家乡给我带来了一双精致的鞋垫，说那是她们陕北妇女的手艺。又有一回，陕西电视台把我俩叫在一起做一个节目，在节目聊天过程中，我突然想起了她和丈夫的结婚信物，那对曾经借给我们在电影中作为道具的银质小铃铛。我问：牛大姐，您那对结婚时的小铃铛还在吗？令人感动的是，在节目现场大家看到，它还妥妥地拴在牛玉琴身上，默默地闪着光。

2026年5月23日写于上海

《文汇报》（2026-06-15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