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

　　在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系统而密集的中国意象和传统文化表达不再只是吉光片羽，而是结构式、框架式地参与叙事，充分彰显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文化的力量。上图为剧中由万茜饰演的丁玉娇，右图为剧中由于和伟饰演的田家泰。

　　刚刚收官的40集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因大结局的情节热度再度升温。

　　从蒙冤的国军少将旅长到身经百战的新四军将领，张云魁生死关头数度脱险，最终与昔日勤务兵的未婚妻结为革命伉俪；而化名孔二包的勤务兵孟万福死里逃生，为“阵亡”的旅长送遗言并阴差阳错地照料张家八年，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抗战胜利前夕，当经历了血火洗礼后重组的两个新家庭因为共产主义信仰坐到一起对暗号的时候，工作与感情的双重戏剧感拉满，四双眼睛里与欲语还休的瞳孔地震也震得观众“意难平”。

　　剧集以1937年淞沪会战为起点，围绕张家在接下来八年中的艰难求索和颠沛流离，通过张云魁蒙受冤屈仍隐姓埋名转战抗日战场的“前线”，和父亲张汝贤、妻子丁玉娇在南京城破、沪上孤岛时期艰难养家抚幼的“后方”，“硝烟+炊烟”的双线叙事指向明确、脉络清晰，在一家之生死中映照一国之存亡。不过，这当然不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复调修辞的全部内容——甚至可以说，两条线的叙事结构只是该剧“双线”的表象，而复调的核心在于，这次抗战叙事一方面以严谨的史实意识和求真求质的服化道阐释了事件史层面上的革命史观，另一方面，剧集中系统而密集的中国意象和传统文化表达不再只是吉光片羽，而是结构式、框架式地参与到叙事中，文化史观成为观照乱世中民生之多艰，解释抗日战争中国何以赢的深层逻辑之一。

　　“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改朝换代，文化没有亡，存亡继绝，不绝如缕。”这不仅是张老太爷要告诉孟万福的，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要告诉观众的。在这个底层逻辑之上，再去体味剧集中的云和月，诗与剑，蚕豆和包子，月饼和酒，焦土路和石像生，那就不再只是文化符号，而是不绝如缕的文化显影。剧集伊始，淞沪会战前张云魁拜别家人，老太爷从容挥毫之间只问儿子“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儿”，并以两位书家在才与气上的风格之异，以正锋之象和刚劲独立之姿作为临别赠言，叮嘱儿子不坠青云之志、不负家国之托，奠定了该剧浓郁氤氲、静水深流的文化基调。

　　“月”作为该剧核心意象，既有九次中秋时的“天上月”，和这轮明月之下的广式月饼、菱角月饼，以及《水调歌头》《三不归》；也有贯通全剧的主线人物“人中月”。其中，云魁的妻子丁玉娇是“月”，她的名字正是取自晏几道《清平乐》中“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初圆”；寄托着张家“守得云开见月明”家国之望的孙子张月明是“月”，最终与张云魁共赴革命的韩小月也是“月”。

　　但我们明白，这只是文化的表征，而“月”的真正功能是月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几千年来的映照与互文。在映照中，月亮早已超越自然天象，成为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寄托；在互文里，月亮高悬天际、盈亏有时，不仅在永恒中给人以安宁，给人“再坚持一下”的勇气，它清辉不改、柔和内敛的品格也暗合中华文化温润含蓄的滋养，以及穷途困境中国人坚韧不屈的精神。在这个总体性意象的结构之下，才会有张老太爷狱中怒斥日寇“蕞尔小国之两脚禽兽”竟敢穿中国人的长衫；才会有孟万福重义然诺、不尚空谈、夹缝求生守护家人的朴素担当；才会有张云魁不惜生命代价为87旅将士洗雪沉冤的倔强；才有田家泰面对日寇威逼宁为玉碎、舍生取义的气节；才会有丁玉娇误解之下以“不食周粟”为由的请辞。因此，对于剧中尽生活之精微的烟火气，对于战乱中仍循礼而行的教养，对于“兰陵七绝”“孟府四端”的智慧，也不能仅仅以生活流的现实主义质感一言以蔽之。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社会文化史观的视角来观照与讲述历史已然成为主流的一部分，而这种史学研究也影响着文艺创作和大众文化。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从辨析历史真实的窠臼中跳脱出来，特别是对于《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主题宏大、结构巧妙、创制精良的电视剧，就更不能仅仅把生活日常作为孤立的史实和碎片化的细部去考古，仍然停留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层面，而应该以更系统、更广阔的视野溯源这些民族危难、国家存亡之中的历史瞬间。《八千里路云和月》就追溯到了中国文化源头《诗经》《离骚》，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承托起中国人脚踏实地又不负理想的精神，才有“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的怅然，才有那道“灵沼鳜鱼”暗示的默契，才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坚守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壮烈。因此，与抗战题材国产剧谱系中的其他作品不同，《八千里路云和月》既不是《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那样聚焦于血与火战争场面的革命叙事，也不是《暗算》《潜伏》中隐蔽战线英雄的成长叙事，而是把叙事重心从战争前场转移到更加深邃广阔的历史文化的后台，充分彰显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文化的力量。

　　在谈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时候，人们总爱提到导演张永新的上一部作品《觉醒年代》（2021年），但甚少提到两部剧集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当我们以文化史观来观察理解这部剧的时候，就会发现两部剧是有内在呼应的。《觉醒年代》全景再现的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进程，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探索把思想史中的文化力量展现得自然而充沛。但正因为思想和文化密不可分，我们也不必单独分析其中的文化视角。而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主创团队将视线投向抗战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继思想史之后再次呈现战争史中文化之力量，把潜在无形却能量巨大的民族文化进行影像呈现。

　　这既是继《觉醒年代》后又一次以文化史观进行历史性叙事的重要艺术创新与探索，也是在当下文化多元、价值芜杂的背景下，对精神轻飘、漠视文化的消费型文化生态的提醒和反拨，这其中表达了鲜明的创作立场，也展现出真正深厚的文化自信，不仅是长剧的“底气和尊严”，也彰显出长剧的经典性和价值。

　　此时再回望那场克制又有些尴尬的乱世重逢，“意难平”终究是漫长别离中音问两绝、身份变通、信仰重塑的因果。没有圆满的和解，没有圆满的归宿，丁玉娇与孟万福“假夫妻”名下的亲情友情，在张云魁和韩小月的真情相伴之下，也只剩无法解释的沉默与深藏心底的遗憾，这带有传奇性、宿命感和哲学意味的一笔，既是该剧对“月”意象的执着，也是其文化史观的表达。

　　只不过，较之于丁玉娇、孟万福二人的人设及其成长，张云魁和韩小月在人物形象的超越性价值以及突破性成长等方面差距较大，特别是韩小月一角在剧情推动上的功能性欠缺，才是观众不满足的重点，而这个所谓的“恋爱换乘”不过是为网友“意难平”的吐槽担了虚名而已。

　　（作者为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文汇报》（2026-04-29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