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平

　　自1895年诞生以来，电影的技术革新从未中断。从有声技术的引入到彩色影像的普及，从宽银幕画幅到3D、数字摄影等拍摄手段的迭代，电影展现出极强的艺术韧性和包容度，从而在艰难的调整和适应中屹立不倒。尤其是电视普及、网络兴起时，电影更是在严峻的生存威胁中“浴火重生”。

　　进入2026年，这门艺术正面临一场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挑战，它需要做出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为深刻的探索与改革，才能傲然挺立于艺术之林。

　　重申“人”的力量

　　且不提AI短剧《霍去病》创作中那些数据的真真假假，它的出现真正让人震惊的是，一个事实已经清晰地摆在我们眼前：未来，凭借AI工具，几个影视“素人”就可能用极低的成本，做出一部视觉效果足以媲美传统古装大片的作品。这意味着电影创作的门槛正在被技术削平，过去需要庞大资金、专业团队和多年经验才能入门的影像表达，如今正在向普通人无限敞开。

　　当AI能够生成完整的场景、设计人物造型，甚至通过技术手段让演员表演时，电影创作突然进入了一种“魔幻”状态：只要有一个创意，大量的后期工作都可以交给AI来完成。这时，“人”的价值该落在哪里？是创意本身，还是对创意的判断和选择？

　　我们从传统电影中获得的感动与满足，可能来自实景拍摄中捕捉到的现实呼吸，来自细节处融注的微言大义或引发的会心一笑，也来自人物在动情时刻自然散发出的情绪感染力。换句话说，AI可以模仿艺术风格、复现视觉元素，但无法理解什么是直觉、什么是感性，也无法体会人在复杂情境中那种微妙、矛盾、难以言说的状态。恰恰是这些不确定、不完美、不理性的部分构成了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成为艺术能够触动人心的力量之源。

　　像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的赢家《哪吒之魔童闹海》和《疯狂动物城2》，因为是动画片，理论上完全可以交给AI来完成，但先不谈目前AI的制作水准能否达到这两部影片的视觉质感和表演细节，更重要的是，一部作品之所以打动观众，往往依赖的是创作者建立的人物谱系。人物的前史是否合理可信，性格是否鲜明可感，都需要体现创作者对人物的理解和洞察。这些内容是AI无法提供的。进一步说，AI可以学习既有的叙事模式，但不会意识到现实的存在，也就无法主动在作品中融入与现实对话的意识。

　　未来电影创作中真正难以被替代的，是创作者对现实或历史的独立思考，是在人物身上触摸到的人性温度，是对那些微妙情感的捕捉。这些内容不是靠算法可以生成的，也不是靠数据可以推演的，它们来自创作者自身的经验、感受力和对生活的理解，它们有着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价值。

　　追求叙事的升级

　　2026年初，光线传媒发布的一则战略调整信息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这家电影公司宣布，未来将把主要精力放在IP的打造与运营上，电影生产则逐步成为副业。这番表态折射出整个行业正在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一部影片的命运，往往在上映后的几天内就被市场决定，赢者通吃，而更多的作品则难以收回成本。相比之下，如果能成功打造出几个有生命力的IP，情况就大不相同，它可以通过衍生品、游戏、主题空间等多种形式持续开发，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挖掘价值。当电影的盈利模式发生变化，当电影生产本身不再是电影公司的核心业务，电影作为艺术、作为文化产品的角色又将被置于何处？

　　未来的电影制作，或许在编剧阶段就需要考虑：哪些人物可以继续生长，哪些情节要预留发展的空间。这时，电影的系列化几乎成了一条必经之路。这样的生产模式当然更安全、更可控，但是，当创作越来越依赖精算和预期，那些真正跳出框架的东西、那些让观众感到意外和惊喜的部分会不会越来越稀缺？

　　这种趋势，在好莱坞近些年出品的电影中已露端倪。那些大行其道的系列片确实有它们成功的地方，如成熟的工业体系、稳定的叙事节奏、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把握。与此同时，敷衍之作也层出不穷。而且，当一些人物形象在观众心目中扎下根之后，续集会变得越来越束手束脚。为了保持形象的稳定，为了不让观众觉得不对劲，情节的走向只能沿着一条被验证过的路径往前走，甚至连笑点、泪点、高潮点的设置都逐渐雷同。

　　只有创作者在系列片中不断注入新意，或在冲突设计上实现真正的升级，IP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延长。以“飞驰人生”系列为例，故事在延续，视野在拓宽，冲突的层次也在进阶：《飞驰人生》中，主人公面临的核心障碍是缺钱；《飞驰人生2》中，主人公要应对缺钱之外的更大压力，那就是规则的不公；《飞驰人生3》中，主人公既要继续面对资金的窘迫以及资本干预带来的比赛黑幕，还要克服技术崇拜时代的依赖心理。更重要的是，该系列始终保持着对时代情绪的敏感，那些关于选择、困境、自我突破的议题，都与观众的心理状态形成了某种呼应。正是这种在延续中求新、在框架内不断突围的能力，让这个IP没有沦为简单的复制品，而是连续三部都赢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这或许正是电影最神奇的地方：观众愿意为“熟悉”买单，但只为“陌生”心动。

　　一种难以替代的体验

　　《2025中国电影市场及观众变化趋势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2016年，20岁以下的观众在观众群体中占比还有9%，到了2025年，这个数据降到了3%；20到24岁这个年龄段，在2016年曾占到34%，是当时的主力观影人群，但2025年回落到12%；40岁以上的观众，2016年只有7%，2025年增长到23%。10年间，电影院里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少，中年甚至更年长的观众正慢慢成为常客。这种观众年龄结构的变化，背后可能不只是人口结构自然更替的结果，也反映出电影作为文化消费品的吸引力在代际发生着显著的位移。

　　对在短视频、微短剧、游戏和剧本杀等娱乐方式中长大的青少年来说，电影在他们的文化消费版图里，已经不再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当然也会走进影院，但更多是被某些现象级的影片吸引，带着追星、跟风和社交的意味，而不是出于对电影艺术本身的热爱。这种观影心态的变化，也在悄然影响着电影创作。

　　而且，今天的部分电影创作者本身就是被短视频和微短剧所影响的一代，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快节奏、强刺激、碎片化的叙事思维，进而改变着电影的叙事节奏，重塑着编剧的规律，甚至撼动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本体性特征。那些曾经被认为属于电影的艺术手法，比如克制的铺陈、缓慢的情绪积累、对人物内心的深度探寻正一点点被稀释。这样的变化，究竟是激活了新的艺术表达，还是让电影渐渐失去了自我属性，目前恐怕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今年春节档几部影片中，短视频的创作痕迹已经清晰可辨。以《惊蛰无声》为例，不少人物的设定被高度简化，几乎只剩下身份标签，他们的存在价值似乎就是为了推动剧情，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让观众共情。这种处理方式多少带有微短剧的创作惯性：在极短的时间里，观众可以无视一个人物的背景信息，不用了解他的性格层次，只要记住就够了。结尾那个略显突兀的反转，也像是为了制造一个“震惊时刻”而刻意添加的调料，以迎合观众对“持续刺激”的渴望。

　　《镖人》通过密集的打斗场景，不断向观众输送高强度的视觉冲击，但支撑这些打斗的情节逻辑越来越模糊，人物的来龙去脉更是被一再压缩。不少角色的出场很是仓促，观众还没来得及记住角色的脸，角色的情节使命就已完成。从宣发的角度来看，影片中出场的人物足够多，不少还自带情怀标签，确实足以在社交媒体上带来一波波流量。在这种创作逻辑里，人物不再是叙事的有机部分，而成了可以被切割、被传播、被消费的独立切片，这正是短视频的生存根基。只是，错位之处在于，这些电影的创作思路，照顾的是年轻人的观影习惯，而电影院里的观众却可能更为年长。

　　当然，我们也无须持过度悲观的态度。一百多年来，电影经历了多次媒介环境的变迁，每一次冲击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其完成自我重塑。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并不在技术的先进程度，也不在是否能够形成系列化的产业模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难以替代的体验：让观众在黑暗之中沉静一两个小时，去经历一段别人的人生，去感受一份未曾言明的情感共振，去接受一次思想洗礼……无论媒介格局如何演变，这一根本属性或许不会改变。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解放日报》（2026-03-19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