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平

　　自电影《第二十条》（2024年）之后，张艺谋导演似乎找到了一条稳操胜券的赛道：将国家部委的公益宣传需求，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片。这种运作方式不仅吸引大牌演员加盟，更将丰富的类型元素融入其中，让观众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获得审美享受和情感共鸣，从而实现影片的商业利润和社会效益。

　　作为国家安全部战略支持的影片，《惊蛰无声》的创作目标十分清晰：展现国家安全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颂扬隐蔽战线工作人员的英勇无畏与默默奉献。当然，影片并未止步于主题教育，而是流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无论是高科技手段在情节推进中的广泛运用，还是敌我较量中展现的新特点，都让传统谍战类型焕发出当代质感。

　　悬念的设置与情感强度

　　悬念的设置，常见的有悬念后置与悬念前置两种。前者的风险在于，如果谜底揭晓时力量不足或合理性不够，观众会有上当受骗之感。而悬念前置，实际上就是希区柯克的“炸弹理论”，类似于让观众提前知道有一颗定时炸弹埋着，引导观众与人物共同完成一场冒险。

　　而《惊蛰无声》前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里用的是悬念后置，观众知道黄凯所在的团队有人即将被策反，观影动力是找出谁是那颗“钉子”。但随着黄凯乔装出行，观众便已知晓真相，此时便成悬念前置。这两种悬念设置方式先后出现，形成相互排斥和消解的力量。幸好，创作者可能也意识到将影片的情节重心放置在布疑与揭秘上，难以对人物内心进行更深入的揭示。因此，影片最大的看点，在于转向悬念前置之后黄凯已是明牌，观众得以目睹他在一次次纠结、煎熬与崩溃之中所经受的心理折磨、良心拷问与道德迷失。

　　黄凯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之所以被境外情报机构控制，并非因为软弱或贪婪，而是因为喜欢控制局面的硬汉风格。他当然知道与白帆纠缠在一起会埋下隐患，但以为凭借自己的缜密与谨慎，能将局面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当黄凯的性格优点被放大成人性弱点后，影片便超越对“坏人”作恶的简单控诉，而成为对“普通人”人格结构的一次洞察。不过，影片对于黄凯究竟因何“失足”的解释，不免有些潦草。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对黄凯妻子小玉这一角色的塑造过于单薄。小玉怨恨丈夫长期加班冷落了自己，这像刻意制造人物矛盾，以此推动黄凯向白帆寻求情感满足。如此明显的编剧操纵痕迹，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影片讲述的似乎并非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对婚姻不忠的道德训诫，这削弱了影片原本可以抵达的更深层的教育意义。

　　强对抗情节下的人物空心化

　　《惊蛰无声》以犯罪行为为核心，呈现人物犯罪的动机、过程及后果。影片开场便是黄凯与严迪等人追踪接线人。在这场戏中，观众得以看到高科技加持下的追捕行动：调用各种监控设备掌握实时动态，利用无人机填补监控缺失的空白地带，再通过镜像推演、AI计算为追踪人员规划最佳路线。而敌方也实施了相应的反制手段：将逃跑路线引向没有监控的地段，在此区域布置信号干扰装置，再埋伏强弩狙击手。双方由此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态势，将情节的紧张感推向制高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结尾处国安人员对白帆的围捕。面对国安机构的周密部署，白帆将狡诈与狠毒展现得淋漓尽致，穿插其中的爆炸、追车、搏斗等动作场面，更是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

　　然而，这些动作戏份也挤压了情节发展的回旋余地。随着黄凯过早暴露身份，另一个主人公严迪因表现空间受限，难以真正承担起正面英雄的重任。为此，影片先是故弄玄虚地制造严迪被境外情报机构收买的假象，待结尾处再让王局出面解释：严迪是他安插的卧底，等待时机给予对方致命一击。这种反转缺少必要的铺垫与伏笔，既让观众感到突兀，也造成情节漏洞。

　　影片沉浸于动作场面的紧张刺激之时，还忽略了另一关键：人物是否能够真正落地、是否具备坚实的现实质感？以严迪为例，他虽然被赋予冷峻而重情的特质，却悬浮于故事表面，只有一个空洞的职业身份，其个人背景、情感世界皆付之阙如。黄凯的扁平化倾向也源于影片对其“个人生活”的浅尝辄止、对其“私生活”的刻意忽略。于是，两个核心角色最终不够鲜活，而有点像职业符号。

　　城市景观的营造与隐喻功能

　　《惊蛰无声》将叙事空间放在繁华的现代都市之中，再加上大量的夜景戏份与无人机视角的镜头，进一步提高了影像表达的难度。如何在流光溢彩的都市表层之下，营造犯罪叙事所需的悬疑氛围与心理张力，如何在俯瞰众生的全景视野与潜入幽微的人物状态之间找到视觉的平衡，都是对创作者把控能力的考验。

　　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光线的巧妙运用。开场部分的夜景中，幽蓝的光线将城市营造成一个具有未来科技感的酷炫空间。随着追捕的进行，影片将场景从开阔地带引向没有监控的昏暗区域，观众仿佛从一个科幻世界来到了危险的穷街陋巷，切身感受剧情发展所带来的氛围转换。同时，影片从外景切入内景时，常常从高光甚至暖光的状态骤然转入不均匀布光所带来的暗沉之感，并通过人物脸上的阴影和侧光将其内心世界外化。

　　影片在色彩表现上也颇为讲究。影片很少使用暖色调，大部分场景都被暗色调或冷色调所笼罩，呼应人物内心的压抑与痛苦。几段无人机视角的大俯拍远景中，粗颗粒的影像配合苍白的光线，画面呈现不饱和色调带来的惨淡感。直到黄凯自杀身亡之后，影片才在外景出现高饱和度的暖色调。而最后一场戏的场景设在湖边的夜景里，严迪与王局处于剪影之中，显得神秘而庄重。这无疑是一个精妙的光线与色彩处理：严迪要长期潜伏，相当于长期置身于阴影与黑暗之中，他的世界注定被暗色调包围。

　　更为出色之处在于，通过大量仰拍和不规则构图来突出高楼的压迫感。一些空镜头里，楼宇巨大的轮廓、高架桥的厚重、立交桥的宏伟、灯火璀璨的壮观成为主角，虽凸显了现代都市的繁华，却仍有一种冰冷疏离而令人窒息的荒芜感。

　　不过，就情节编排、人物塑造而言，影片有诸多缺憾，但它努力在影像上彰显鲜明的个人风格，为观众带来别具一格的视听体验与视觉隐喻，进而将国安战线的复杂性、惊险性与严肃性真切地传递给观众，这不失为一次值得肯定的艺术尝试。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解放日报》（2026-03-05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