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漆壁画《长城颂》（部分），主创程向军。

　　山河作舞台 发出奋起的雄音

　　王 瑨

　　老舍先生笔下《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爷，用米缸堵住了家门，却堵不住侵略者的铁蹄。

　　一个民族在剧痛中惊醒。

　　九一八事变后，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迅即首演，从此成为众多演出的首选剧目。直至抗战结束，它如流动的抗战火炬，点燃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卢沟桥事变仅过去一个月，三幕剧《保卫卢沟桥》上演，台上唱《义勇军进行曲》，台下跟着唱。中国戏剧人吹响了时代的号角——“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烽烟为幕，大地为席，每一处舞台都凝结着四万万人的吼声，“我们愿以鲜血向前”。

　　愤怒，奋起！抗战舞台唤起了“我们”，唤醒着个体生命体验与民族命运的深刻连接。

　　那是切肤的血泪之痛。河北白洋淀，战士看着河北梆子《血泪仇》入了神，老乡看戏流着泪，他们没有忘记，千里堤上，洒着战友的鲜血。那是感同身受的痛。街头剧《沦亡以后》疾呼：“李全哥和桂英的悲哀，是你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悲哀，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全中国青年的悲哀！”街头的日常空间成为情感共振的剧场，将一个个“我”聚合成同仇敌忾的“我们”。

　　不屈，不畏！抗战舞台发出了历史深处的民族呐喊。

　　郭沫若将抗战时人们心头的激愤，化为话剧《屈原》诗般的语言，“眼泪有什么用呀？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梅兰芳身扎大靠，擂起战鼓，在京剧《抗金兵》中激愤唱道：“恨金兵乱中华强兵压境，我全家同报国甘愿牺牲。”舍生忘死的民族血性，万难不屈的民族精神，熔铸成一代代中国人心中的长城，根脉永固，何等壮阔。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澎湃的爱国激情，充沛的革命热忱，纵情而来，信笔成篇，抗战戏剧创作速度之快、数量之多、传播之广，成就斐然。

　　当我们回望蓬勃发展的抗战时期戏剧，不难发现，它的强力支撑，来源于一支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队伍，来源于戏剧与现实持续的深刻互动。

　　延安的乡亲们一听说“鲁艺秧歌到咱村”，便为演剧队员们准备了难得吃上一回的白面饸饹，“十里路上迎亲人”。

　　这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岁月？郭兰英曾对我说，她一辈子演不够的、最爱的还是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改变了我的人生，带我走上革命道路，彻底改变了我对艺术的理解。”12岁加入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儿童剧团的田华坚定地说，“我没离开时代、没离开生活、没离开人民，所以自己这颗螺丝钉还没有完全老化。”“人民艺术家”在抗战烽火中淬炼着自身，在人民中找到了文艺真正的生命力。

　　一方舞台，定格着昂然的英雄身姿，映照着中华民族的浩然国风。听！抗战街头的血誓与怒吼，还有我们共同的心跳。看！今日舞台的抗战创作，都是血脉的复写。那依然响亮的声声号角，鼓舞着我们为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到底。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任时光流逝，中华大地上英雄的人和事、气与魂，永远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被一代代人铭记。

　　山河舞台，风光无限。正因，“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正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歌剧《白毛女》（郭兰英主演）、京剧《杨靖宇》、话剧《四世同堂》剧照。资料图片

　　戏剧是我们的刀枪

　　郝 戎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诞生。民族危亡之际，集结在鲁艺的文艺战士，以戏剧为武器，用《白毛女》《兄妹开荒》《农村曲》《流寇队长》《军民进行曲》《松花江上》《周子山》等作品，记录抗战历史的鲜活肌理、塑造平民英雄的不朽群像、凝聚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

　　鲁艺的戏剧创作，以扎根现实为核心：年轻艺术家背着画板、带着剧本，深入南泥湾的垦荒现场、前线的战壕阵地，把军民的真实生活、所思所想搬上舞台。1943年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便是典型：剧中再现了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没有战争场面，只有田埂间的对话、劳作中的欢歌，却精准捕捉了抗战时期每个人都是参与者的历史本质。观众从剧中兄妹的身影里看到自己，从唱词里读懂抗战与己相关。《兄妹开荒》带动了秧歌剧的创作，推进了延安抗战剧的进展。

　　鲁艺的戏剧用故事勾勒出“普通人如何成为英雄”的轨迹。1945年，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将这一创作理念推向巅峰。《白毛女》这部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新歌剧，剧本题材源自河北民间“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者赋予主角喜儿深刻的时代内涵：她的“反抗”不是突然的觉醒，而是逐渐认清真理。剧中没有“超能力英雄”，只有喜儿从“躲山”到“下山”的蜕变，以及赵大叔、村民们从“沉默”到“团结讨还公道”的集体觉醒，他们从苦难中来，向光明走去。观众看到喜儿，就像看到邻家受欺负的姑娘；看到村民们抱团反抗，便明白什么是英雄与勇气。演出时，有战士怒拔枪想打“黄世仁”，有老农抹着泪说“喜儿的苦就是我们的苦”，足以见得，平民英雄群像已成为唤醒民族反抗意识的象征。

　　抗战时期，文艺最重要的使命是“团结人”——鲁艺的戏剧便以情感为纽带，将台上台下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舞台就是战场，戏剧就是我们的刀枪。这些作品用“共情”激发行动：《白毛女》中，喜儿的苦难让大家看清“抗战不仅是打鬼子，更是为了推翻吃人的旧世界”；《兄妹开荒》里，兄妹的乐观与干劲，让“苦中作乐搞生产”成为军民的共同信念。鲁艺剧团还常背着道具箱，到前线战壕、农村土台演出：战士们看完《白毛女》，纷纷写下“为喜儿报仇、为民族雪恨”的请战书；农民们看完《兄妹开荒》，主动多交公粮、报名参军。台上的故事与台下的生活相呼应——这便是戏剧的力量。

　　1953年，延安鲁艺首任副院长沙可夫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他为鲁艺创作的院歌中这样写道：“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抗战胜利八十载，延安鲁艺的戏剧早已超越“艺术作品”，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它们用舞台记录的，是民族抗争的真实足迹；用角色塑造的，是平民英雄的不朽精神；用情感凝聚的，是“万众一心”的民族底色。

　　（作者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来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的雕塑《我要去延安》，材质为玻璃钢仿铜，主创陈辉，制作团队为朱全俊、刘志、王成伟等。

　　以文艺之力塑造英雄

　　田沁鑫

　　从改编萧红小说《生死场》的同名话剧，到改编老舍先生小说《四世同堂》的同名话剧，再到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多年来，我们努力用文艺作品传递伟大抗战精神，以文艺之力塑造英雄、凝聚力量。

　　鲁迅先生为小说《生死场》作序：“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年轻的作家萧红以散文化的笔触，描述了“九一八”前后的哈尔滨近郊，遭到日军铁蹄践踏的村民从麻木到决心抗日的历程。话剧《生死场》延续原著对生老病死主题的探讨，沿用村民抗日的愤慨情节。

　　我清楚记得1999年话剧首演时观众的热烈掌声。剧中，自发抗日的后生成业，挺着脊梁，举着枪喊：“若是不抗日，天杀我、枪杀我，枪子可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演员们演绎的真情实感令观众信服。话剧《生死场》怀着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对民族主体精神的探寻、对民族自省意识的呼唤，跨越了时空，首演至今，依然带领观众共同致敬这群平民英雄！

　　2010年，由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改编而成的话剧首演。改编初期，我不明白，老舍先生为何把一个面貌模糊的“老实人”祁瑞宣作为主角？写戏、排戏是学习、成长的过程，我的心境随剧情走过了8年——胡同里的祁家、冠家、钱家三家及街坊老少几十口人，个人命运伴随国家命运起伏跌宕。

　　我看向剧中的众生百态，看他们迥异的人生选择。我似乎明白了，这是老舍先生用心良苦的安排：让不够“英雄”的祁瑞宣成为主角。因为祁瑞宣就是我们。我们老实本分，不像冠晓荷那般活得光鲜亮丽，也没能像祁瑞全那样出城抗日。我们有家庭责任，照顾老幼；我们心有底线，不做汉奸；我们忧思国家，承受苦难——我们坚信，坚信民族的不屈；我们坚持，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话剧《四世同堂》是一部讲坚守的“平民史诗”，史诗里的平民英雄，恰似祁瑞宣一样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民。

　　2022年，我们推出首部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展现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众多抗战时期的文艺名家的求索奋斗、家国情怀。剧中将影像和演员的舞台表演相结合，用类似环境戏剧的方式，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2023年，我们将话剧升级打造为戏剧电影，今年，我们推出“CNT现场”高清展映季，《抗战中的文艺》以高清影像的形式，让抗战精神在科技赋能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时刻，用文艺作品致敬先烈、致敬抗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创作者应该直面历史真实，用戏剧的魅力引领观众真切感受抗战背后的艰难与牺牲、人民英雄的不屈和奋斗。

　　（作者为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壮哉！沂蒙！

　　黄定山

　　2015年，我执导了歌剧《天下黄河》、龙江剧《松江魂》。2018年，我执导了民族歌剧《沂蒙山》。我的很多红色题材创作，都与抗战相关。那栩栩如生的抗战英雄和人民的形象，令我不能忘、永不忘。

　　“如果他已牺牲，这孩子托你哺养……沂蒙的女儿还叫沂蒙。”剧中《沂蒙女儿》的唱段，让多少观众潸然泪下。至今，民族歌剧《沂蒙山》已演出300多场——我深知，那是千万观众被剧中以海棠、九龙叔、林生、夏荷等为代表的沂蒙人民和八路军战士的英雄气概，被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与自由的必胜信念深深打动的结果。

　　壮哉！沂蒙！记得排演之初，我们创作团队沿着八路军115师东进的路线，走进沂蒙老区。站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雕塑前，我们久久凝视，思绪万千；在大青山突围战遗址，我们泪流满面，默默敬献一束花；在“沂蒙山小调”纪念地，我们聆听大山里飘荡着那熟悉而优美的旋律；在红嫂故里，我们常被她们无私的情怀震撼……脚踏曾经血染的大地，仰天叩问英魂的期许，一次次深入采风，让沂蒙精神在我们心中立体起来。

　　沂蒙红嫂是革命战争年代沂蒙革命根据地出现的一个伟大群体。她们送子送夫参军支前，舍生忘死救护伤员，抚养革命后代。用乳汁救小战士的明德英、创办战时托儿所的王换于、带领妇女用门板架桥的李桂芳等，都是沂蒙红嫂的典型代表。民族歌剧《沂蒙山》中的海棠这一艺术形象，正是千万个沂蒙红嫂群体形象的缩影。她的形象诠释着“英雄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她的力量来自朴素的善良和坚定的信念，这使她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动人。

　　我常说，红色题材的创作，最关键是创作者是否发自内心相信。我说我相信！我每次创作都满怀深情，心生敬意。我相信烽火岁月的悲壮与真实，相信英雄对真善美的追求，相信他们的奉献情怀，相信一个人因信仰能爆发出我们称之为“壮举”的巨大能量！血染青山春又生。泪水依然滚烫，留给岁月的芳华铭刻荣光。

　　（作者为一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