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敏

　　每个背井离乡的人都是一本故事书，因为战争悲剧而颠沛流离的人更是如此。《近乡记》是原车臣籍导演德尼·奥马尔·皮恰耶夫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在今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收获影评人周“Frenchtouch”大奖和戛纳“金眼睛”最佳纪录片奖。影片随后受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邀请，在“戛纳零时差”单元展映，导演也奔赴上海，与中国观众分享他的创作。在动身去上海前，他在布鲁塞尔家中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德尼从战乱的车臣辗转到欧洲学习生活多年后，重返与车臣一山之隔的格鲁吉亚小山村，那里生活着包括他众多亲戚在内的很多被迫离乡的车臣人。母亲为他买下一片土地，希望他在那里建房，而对他提出的树屋计划，亲戚和村民持不同看法。在德尼八岁时，经历过两次车臣战役，父亲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缺席，这也成为他永久的伤痛。专门从车臣辗转赶来与他相见的父亲，让他终于有机会去寻求一份关于过往的答案。这部纪录片，导演没有选取宏大的家国话题，而是在游子归乡的个体叙事中浓缩起民族集体记忆的微缩史诗。

　　为了热爱转行导演不后悔

　　北青艺评：恭喜你在戛纳获奖，在颁奖现场，我看到你和团队成员都很激动，你母亲也在你身边，她一定很骄傲吧。

　　德尼：颁发戛纳“金眼睛”最佳纪录片奖时，大家都很高兴，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有多棒。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部影片开心，获奖对影片帮助很大，戛纳以后我们收到了很多电影节的邀请，好消息越来越多。在颁奖礼上，我第一次看到我母亲如此高兴，对我而言，这是比获奖更大的成功。

　　北青艺评：上海国际电影节就向你伸出了橄榄枝，你去过中国吗？对中国观众有什么期待，担心影片不被理解吗？

　　德尼：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第一次和中国观众分享我的电影，我有点担心，但也很期待看到大家的反应。这部影片的国际销售是中国赤角公司负责的，这家公司在北京，他们（公司成员）看过影片后都被感动了，所以我相信影片可以被中国观众所理解。这是一部充满情感的作品，虽然文化差异会让观众理解它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那不会是障碍，反而会非常有趣。

　　北青艺评：我们对你的了解还不多，你能介绍一下从车臣一路到法国、比利时的经历吗？

　　德尼：我出生在车臣，后来先后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生活，17岁时，我到法国读书，在巴黎政治学院读政治，我母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读书期间，我去上了一些关于电影的选修课，看了很多“新浪潮”电影，受到启发。实习时，我还做过导演助理，我发现自己热爱电影。于是，我决定不读政治了，转去比利时的电影学院求学，我要拍电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生活。

　　北青艺评：比起当导演，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会更确定，更有把握吧。

　　德尼：的确如此。拍电影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可能我找不到拍片的资金，可能拍出来的影片不被认可，这部电影得奖了，但下一部就可能失败。作为导演，我要面对很多不确定，但我不抱怨，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热爱电影，我很开心。有时候选择去做我们追求的、向往的、乐意做的事情，才是重要的。

　　电影的深度需要人生的苦来酿造

　　北青艺评：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往往会拍摄自己熟悉的东西，你是如何想到拍摄一部关于自己和家人的纪录片的？

　　德尼：我的第一部短片就讲了回归和建房这些主题，短片是在哈萨克斯坦拍的，是我在电影学校的毕业作品。之后，我参加了瑞士“尼翁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在那里遇到了现在的制片人亚历桑德拉，我们聊了聊，我告诉她我在格鲁吉亚有一块地，想要以此为基础拍摄一部长片，但还不确定。她很感兴趣，后来我们就开始合作了。

　　北青艺评：这是亚历桑德拉作为制片人的第一部长片，也是你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可以想象实现的过程并不容易。筹备和拍摄影片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德尼：是战争影响。我本来计划去一次格鲁吉亚就完成拍摄，但第一次去时，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关系，格鲁吉亚的边界情况变得复杂，我父母都也没法到场，可他们是影片的主角，所以第一次去时，我和团队只拍了一些很简单的内容。第二年，我们不得不重新来过。但我们也非常幸运，所需的资金支持都及时到位，一路走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北青艺评：说服家人和当地人参与拍摄困难吗？

　　德尼：一开始我母亲不希望被拍到，只同意录她打电话的声音，后来她终于决定来格鲁吉亚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永远不会和我父亲在当地碰到面。而我的父亲，他很乐意来帮我，和我重新建立联系，所以这对他来说，倒不是个问题。我和当地人沟通拍摄也很顺利，我想是因为我会说他们的语言，是社区的一部分，这与来拍完片子就走的外国导演是不同的，我和当地人的关系更亲近，而且头一年我们已经去过了，后来又回去，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也信任我。

　　北青艺评：今年来戛纳电影节的很多导演都有个共同点，比如洛兹尼察（《国家公诉人》）、濑户桃子（《星球》）、奥利维尔·拉克谢（《接近终点》），你们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有移民经历。你认为导演的人生经历，甚至是苦难，对创作灵感和电影深度会有帮助吗？

　　德尼：这也是一个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想那些生活中非常幸福快乐的人，可能不需要用电影来表达自己。很多人是因为内心深处极度悲伤才选择了拍喜剧。这并不是说艺术创作需要你承受痛苦才能完成，而是生活中的痛苦或者经历能帮助你认清一些事。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你的表达可能就只是一些陈词滥调，因为那是你想象中痛苦该有的样子。但你看我的电影里也有很多幽默，它的内涵可能就更深些。总之，我认为创作者的经历对创作很重要，它会让创作变得更加个人化，也更加深刻。

　　为破坏完美感对影片重新解构

　　北青艺评：看完这部电影后，很多人感觉像是看了一部虚构剧情片，而不是一部纪录片。能谈谈你对这部影片的艺术构思吗？

　　德尼：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的资金、设备和合作团队，都导向了剧情片化的方向。我们与主要在剧情片领域工作的团队合作，影片的剪辑师是罗朗·塞内夏尔，他也是《坠落的审判》（金棕榈获奖影片）的剪辑，拍摄时每个人都配有麦克风，所以声音是完美的。我们还与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合作，画面也很完美。所以在后期制作时，我说，这部电影叙事丝滑、影像精美，像虚构的一样，我们必须对它重新解构，让摄影机左右摇晃一些，提醒观众摄影机在拍摄，而那些在剪辑中原本考虑删去的素材，我又保留了一些。准确地说，它是一部电影质感非常好的纪录片，但对于观众的感受和评价，我会当作是一种赞美。

　　北青艺评：的确，那些光，特别是夜晚的灯光，带给人很强的电影感，拍摄现场一共有几台摄影机呢？

　　德尼：只有一台。这就是剪辑和后期工作的神奇（笑）。我们用的是非常有电影质感的摄像机，后期进行了大量剪辑工作，尽可能地让效果达到完美。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来统一光和背景。其中只有一次我们是用了灯光，除此之外所有的光都是自然的，我们现场并没有安置灯光设备，而是根据自然光的情况来工作。团队凭借专业精神和经验，把光线处理得非常漂亮。

　　北青艺评：画面非常美，对白也精确、有诗意，我不知道是写出来的剧本还是参与者自然发挥的结果？

　　德尼：片中许多人讲话都很厉害。的确，在剪辑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感慨，这对白也太好了吧，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提前写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期我做了很多工作，来破坏这种完美感，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它是提前写出来的了。事实上，这个电影项目是我想象的结果，想象现场会发生什么，但并没有提前写对白，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该做什么，所有的拍摄都是一次性完成的。

　　总被催婚却没人关心你是否幸福

　　北青艺评：影片讲述了回到故土，这是电影中常见的题材，让我很意外的是，这里并没有去表现文化、背景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冲突，而是表现了很多亲友的热情、慷慨的接待，以及故土给人带来的慰藉。

　　德尼：你感受到的这一切也是让我感动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回到那里，内心没有高人一等的自由感，我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但尽管存在差异，我们都还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有共同的根和来路。保持个性和在群体中生活，对我而言不是一道选择题，两者中最美好的部分我都享受到了。我不在那里生活，但那里有亲人、朋友，我们彼此关爱并且相谈甚欢，这非常棒。

　　北青艺评：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一些想法、生活方式都和留在老家的亲人不同了。当你表弟问你为什么不留在故土时，你问他，“你能想象我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吗？我能做什么呢？”这会让很多中国观众有共鸣。

　　德尼：是的，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事实上，如果你一直待在村子里，这个世界会比较容易理解。但当你走出去有了不一样的经历后，再回到村子里，那就难多了，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从这一角度来看，影片讲述的是全世界共通的话题。

　　北青艺评：影片中，你有多次被家人和亲戚催婚的情况，这也是许多中国年轻人会面临的困窘。

　　德尼：我听说在中国也有长辈催婚的传统。对我的父母那一辈人而言，这个问题很重要，见面首先就是问这个。我有一位久未谋面的姑姑，一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邀请我们参加你的婚礼呀？要知道在你的年龄，我的孩子都很大了。”但其实有一个根本问题，在家里却从来没人问过，就是“你的生活是否幸福”，我想我的父辈甚至祖父辈，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在那一套传统逻辑中，然后再把它强加给孩子，认为如果没有结婚，生活就不稳定，以为孩子结婚了就会幸福，就会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一旦孩子没有按照这一人生流程走下去，尤其是当别人家的孩子都结婚生子了，他们就会担心焦虑，并把这些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让孩子也承受压力，而不是让他们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这些可能都是父母无意识的行为。对于催婚，我以前会感到厌烦，但后来慢慢接受了，开始学会幽默应对了。比如，我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长大了，也许还不太成熟……如果你一直把这件事看得太严肃，就可能会带来矛盾冲突，倒不如用笑话和笑声把那个人“赶”走。

　　没有等来父亲的道歉但我选择原谅

　　北青艺评：影片开始，我感觉你还是比较沉默的，似乎越到后面越自然，片中其他人也是如此。摄像机影响到大家的态度了吗？

　　德尼：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去倾听别人的声音，把空间时间留给别人。然后，我自己也需要慢慢熟悉摄像机，不但是以导演的身份，还要以片中人物的身份。区分这两个身份并不是很轻松，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地，我越来越适应，到影片最后的表现就更自然、直率了。

　　北青艺评：有的纪录片导演说，记录最重要的是捕捉那些意料之外的精彩瞬间。但是你介绍过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经历，你有时候会刻意安排某种情境，让人物来发挥，也就是说，你希望会发生点期待中的事情。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不同方式，你怎么看？

　　德尼：是的，我希望影片中有某些特定情境让人物去发挥，但这不是去编导，而是创造相关的环境背景。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女人在一起聊天的画面，哪怕并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但我想要这样的画面出现。换句话说，我主动激起了某些真实出现，随后在这一真实场景下，就会有真实的故事发生。当我看到发生的一切，我会非常感动，因为那是任何提前设计或者描写都无法实现的，真实是有力量的。比如，我跟父亲说带他去看属于我的那块土地，但是并没有告诉他，我会给他看建筑设计图。

　　和女人们聊天也是如此，我告诉她们一起喝咖啡，吃西瓜，但是没有人知道我要说什么，提什么问题，以及我会给大家看设计图，还记录她们的现场反应。一开始她们以为会面对摄像机回答我的具体提问，结果聚在一起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刚开始场面有点儿僵，但慢慢聊着聊着就很自然了。你需要一些等待的时间，才可能得到想要的效果，有时候十来分钟，有时候两小时，有时候可能一直都等不到。

　　北青艺评：影片中最精彩的无疑是和父亲在森林里的那场对话，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这背后隐藏的过往却给人很大的情感冲击。你是怎样完成这一幕拍摄的？

　　德尼：这是一次连续不停地拍摄两个小时的成果，影片最后选用了20分钟左右的内容。我知道这场戏是影片中最重要的一场，电影一直往前走，就是为了到达这里。之前的节奏和情感一直是很舒缓的，影片快结束的时候突然爆发，这样就会留给观众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自己的生活、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再长舒一口气。

　　北青艺评：如果没有摄像机的出现，每个人包括你父亲，还会是片中我们看到的那样吗？

　　德尼：我也问过自己，我不知道。摄像机是否存在，我想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而我父亲，我不知道，但我感觉他在讨论时非常专注，我们都专注在那一刻中，摄像机的作用可能是帮助我们表现运动，而不总是枯燥的正反打。

　　北青艺评：对于谈话的结果，你满意吗？

　　德尼：不，对我来说还不够，但这是我们对话的开始。虽然没有得到所有我希望的答案，但我很开心提出了心中的疑问，我想让他了解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对父亲也因此有了更多了解。我并不指望改变他，他已经是个垂暮的老人，而他也无法改变我。我们明白，作为两个成年人，我们不一样，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父子关系依旧，这是最重要的。我不再对他充满愤怒，他从来没有向我请求过原谅，而这是我期待他能够做的。影片中没有出现的是，我后来对他说：“我原谅你了，但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

　　北青艺评：你的下部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吗？你觉得这个主题以后还会重新探索吗？

　　德尼：是的，我的下一部电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虚构剧情片，不一样的题材，故事发生在西班牙。也许在未来某一天，我还会以纪录片的形式再去探讨这个话题吧，但从目前看，我接下来会集中在虚构剧情片的创作上。

　　北青艺评：拍完这部影片，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德尼：能够丢掉过去，更好地向它告别，以获得新的自由。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我非常开心能拥有这一趟旅程，拍摄了这部电影，现在我终于可以舒一口气，去做其他事情、拍摄其他主题了。当然，这部影片的拍摄和得奖也会给我未来的其他项目以帮助，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这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