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敏

　　导演文晏凭借新作《想飞的女孩》入围第75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距离她带着《嘉年华》亮相威尼斯电影节已经过去了八年。《想飞的女孩》以上世纪90年代的重庆为背景，讲述一对表姐妹（文淇和刘浩存饰演）二十余年的成长与救赎，两个背负着原生家庭伤害的女孩，奋力抗争、相携相助。影片融合了多种类型元素，导演的大胆尝试是希望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电影。影片将于3月8日登陆国内院线。

　　这些抗争过的女人就是我的英雄

　　北青艺评：《想飞的女孩》故事的源起是什么？剧本创作是您一个人完成的吗？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文晏：我当时有两个合作者，其中一个是彭静，她是重庆人，生长在故事开始讲述的年代，很多重庆烟火气的细节是跟她聊出来的。当然电影主体框架的故事还得我自己来做。2018年，我第一次去重庆，听到第一批在朝天门码头做服装生意的人的经历。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做生意很疯狂，有时候血本无归，有时候一夜暴富……我采访了好几个家庭，他们大多以夫妻俩、兄弟俩这样的家庭关系一起做，他们的故事都挺跌宕起伏的。

　　最初，我是对这些故事和这些人感兴趣，但创作过程中我看到了那些家庭老照片上的小孩子：有的就趴在布料堆上；有的女孩子涂着口红、烫着头发，给自家生意做小模特；还有几岁的小朋友在市场里站在凳子上叫卖……特别生动，特别有趣。其实，当时做服装生意很辛苦，父母从凌晨三四点市场开门，一直忙到晚上五六点，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孩子们又大多是独生子女，所以很孤独，表姐妹就成了最亲的一种关系。后来，我逐渐聚焦到了下一代的一对小姐妹身上，因为从她们出发，我们既可以看到过去，也可以预想未来。

　　北青艺评：影片故事很丰富，那您最希望观众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

　　文晏：我觉得还是两个女孩的成长吧。不管她们的困境是来自原生家庭，还是职场、外界环境，她们都在不停地奋争，想要打破某种限制，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就像跳水那场戏，方笛（文淇饰）握着那把剑，最后浑身是水，一副落魄的样子。有时候，真正的英雄不一定看上去像一个英雄，这些抗争过的女人就是我的英雄。可以说，影片其实讲了两个女英雄的故事。

　　北青艺评：是的，方笛作为武打替身的那场跳水戏，她一次次地沉入水中，大家都很紧张，为她揪心。这是非常难拍的一场戏吧？

　　文晏：那是一场大夜戏，花了很长时间。筹备期给文淇做了三周左右的吊威亚训练，武术指导也给了她非常有效的帮助。拍的时候，我们做了多个预案，三台机器同时拍。文淇很有毅力也很坚持，最终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那场戏最后两分钟是连续镜头，故意让观众看到她从水下上来飞到空中，能看到这个演员的情绪一点点往上走，达到顶点。跳水这场戏，我们剪了好久，也是为了把强度推到极致。如果只看原素材，那种痛感其实没有那么强烈。表演、拍摄、剪辑，加上配乐烘托，才让情绪达到了顶点，影片最终呈现的效果是非常严密的设计和组织的结果。

　　北青艺评：刚才您谈到了两个女孩的共性，您又怎样塑造和看待这对互相依赖又走上不同道路的女孩身上的差异呢？

　　文晏：对方笛而言，出问题的是舅舅而不是爸爸，关系毕竟远一层，哪怕母亲仍然想用挣钱还债这个事情拴住她，但她脱离家庭走出去还是相对容易，她的选择既是一种出走，也是一种逃避。但田恬（刘浩存饰）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从小作为家庭的小中心，是在貌似宠爱实则控制的环境中长大的，一开始不一定会选择像姐姐那样的路。但她到了青春期，在不断被“挤压”之后，反而会出现一种更逆反的状态……我还是根据人物在家庭中的位置，去延展她们的性格和选择的路。

　　北青艺评：影片中乌鸦的寓意很重要也很特别，好像从来没有人用它来比喻女性，尤其是还把她们定义为英雄的女性。这样的想法从哪里来？

　　文晏：《山海经》里，乌鸦是吉祥物，是每天驾驶太阳马车，引领日升日落的，它在阳光照耀的时候是发光的，所以叫金乌，本来是吉祥之鸟。结果后来，乌鸦变成了不吉祥的象征。回想女性走过的路，母系社会的时候女性是神，一些宗教是拜女神的，后来怎么就慢慢变成“女性是不吉祥”的？后来的一些民间风俗，像女人月事期间不能进庙之类的，不都是觉得女性不吉祥才有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行比喻。电影海报是黄海设计的，取的也是这个概念。

　　不同类型是跟着情绪主线在流动

　　北青艺评：影片初衷是以上世纪90年代的重庆为背景讲两个女孩的故事，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远不止这些，内容、类型元素都非常丰富，这些都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生发并融入影片的吗？

　　文晏：其实，影片最初构想的内容成了最终剧本中故事的前史。一旦决定了两个女孩是主角，其中一个是在影视城工作的武打替身后，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趣的对照：首先是时间上的对照——当下和20年前，因为我不想用传统的方式去一点点地讲女孩的成长，两条时间线会让讲述更浓缩、精准。其次，武打替身的设定也给故事提供了另一种对照——重庆和象山影视城，重庆是一个既真实又具有梦幻感的城市，而影视城也带有虚幻感，是梦想的支撑，二者并置非常有趣。这种设定让真实与虚幻的边界变得模糊，也能更好地为人物服务，并赋予影片现代气息。

　　北青艺评：影片中还讲到一些犯罪的人，但他们似乎是在搞笑或者贡献黑色幽默，而不是制造危险紧张的氛围。这是导演刻意安排的效果吗？

　　文晏：因为事情的根源不是他们，而是过去的某些东西。他们来到影视城，就形成了一种很荒诞的情景。别说他们了，我们电影人去影视城都会迷路，电影有一种奇怪的魔力，会改变人的行为。这些坏人在当地可能叱咤风云，但跑到影视城来被另一套规则所干扰，可能就变得有点糗。

　　北青艺评：影片从一开场，色彩、音效、打斗，非常风格化的画面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住了，之后我们才看到一些写实的画面，您对影像设定和美学风格是如何考虑的？

　　文晏：影片中，回忆部分相对处理得比较写实，随之画幅也变成4：3，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大家看电视就是那种感觉，高清是后来才有的。现在的部分，我不喜欢纯类型、太套路的东西，而是希望有微妙的类型感。我虽然采用了悬疑片的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始终让情感在两个女孩间流动。开片田恬的一次杀戮和影视城里方笛的一场杀戮，让戏里戏外的杀戮构成并置，这也是出于类似的想法：到底哪一个更真实？声效上，我们没有处理成完全的现实主义，还是相对比较主观的，注重人物间情感的流动。再比如衔接回忆，可以是从姐妹中的一个人进入回忆，然后从另一个那里出来，因为这是她们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梦境。

　　所有的类型、美学和创作思路是息息相关的。不同类型是跟着情绪主线在流动，自然而然形成的表达，这是一个特别统一的创作。放映后，我碰到马克·穆勒先生，他对中国电影非常了解，他说中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创了家庭剧的传统，中国人一直都是非常重视家庭的。他看完我们的影片，觉得这是以一种全新方式重新构建了中国传统家庭剧的类型，是十分有趣的。

　　我想呈现的是真实的女性故事

　　北青艺评：关注女性是您创作中的重要话题，《嘉年华》的主角是女性，这一部也是。但从片中故事看，女孩子努力的结果好像也不算令人满意，或者说并不容易改变命运，您怎样看待当下女性的努力和结果？

　　文晏：你想要为别人去付出，那你能不能奋不顾身地去做，能不能付诸行动？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如果我帮你不费吹灰之力，那就太容易了，一点都不考验人性。电影讲的是什么？电影就是要讲人性微妙的时刻、危机的时刻。

　　在今天，我们应该欢迎用各种方式去呈现女性关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目了然的东西，而是要经过挣扎、纠结、思考和努力的。当触及个人利益时，我们仍然能够互助，仍然能够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女性互助。

　　北青艺评：这些年女性题材一直是电影比较热衷的话题，那么在您的创作中又会如何表达呢？

　　文晏：我思考更多的应该是怎样呈现真实的女性状态呢？比如，200年以前的女性，按照历史数据，她大概率会顺从所有的封建礼教，那该如何去写那时候的女人故事？创作者不是要去看统计数据，而是要看到具体的人。我相信每一个服从了的女人之前都挣扎过，哪怕她最后服从了。这种抗争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我们不能以结果为导向，写女性故事就必须写到“胜利”，那就和超级大女主的爽片没有区别了。我还是希望更深入地去思考问题，用好的电影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

　　北青艺评：您会不会觉得现在的情况有一点矫枉过正，有点过度聚焦女性话题？现在很多影片涉及女性问题，大家都会想这个片是要探讨问题，还是为了迎合潮流？

　　文晏：任何时候都有真正在做事情的人和跟风起哄的人。观众尽可能去甄别就好了，谁是在真正思考，把一个问题用恰当的方式呈现出来，谁又只是把女性题材当成一个商机在炒作。我觉得男女平等这个事儿还远没有完成，所以不存在矫枉过正。

　　北青艺评：您对女性题材的关注会一直继续吗？

　　文晏：这是肯定的。作为女性，我自然是这样。这并不是说我只能写女性题材，我可以去处理任何题材，但是我的立场和观点是不会变的。

　　中国电影要带给世界不一样的东西

　　北青艺评：这是您第三次来到柏林，2014年您是以制片人的身份参加了《白日焰火》的颁奖，2019年出任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这一次则是作为导演带着作品来参评。不同角色的参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您最喜欢哪一种电影节身份？

　　文晏：三种身份的感受差别不大，作为评委只看片可能压力会小一点。我最喜欢的还是创作者的身份，创作是最快乐的，不管过程多艰辛，但创作本身能给我带来快乐。

　　北青艺评：您是从制片人转型做导演的，制片人通常要考虑市场，您做导演的时候，会不会把这种思维带入呢？

　　文晏：大家把艺术和商业严格对立，这本身是不太对的。把电影拍得尽可能好看，电影才有可能卖座，创作者的自我表达不意味着就要背对观众，在创作中当然要考虑与观众的共鸣。当然，市场需求和观众认可又不能完全画等号，我在创作中会考虑观众，但不会刻意去迎合市场。

　　这一次，我尝试做了类型融合，类型语言本身就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并且也在不断创新。做艺术电影为什么就要坚决抵制类型语汇呢？我们应该是自由的，应该以巧妙高级的方式去使用各种电影语言。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电影要带给世界不一样的东西，西方观众认为中国只有农村，我说你去上海、去北京、去重庆看看，早已不是从前了。以前的中国电影展示的是社会问题，但我想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人，《想飞的女孩》让世界看到中国的都市女性，她们有一张东方的脸，但面临着和很多西方女性相似的困境。

　　柏林首映后，我收获了很多西方媒体和观众喜爱这部电影的反馈。一个来采访我的西班牙女记者，她观影后很激动，在采访过程中说“我们都是想飞的女孩”，因为她完全能理解并认同影片人物。波兰名导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80多岁了，和妻子专程坐火车来柏林参加我的首映，看完后非常喜欢，说这部电影如此丰富，以如此新颖、富有冲击力的叙事方式，巧妙地将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融在个体的抗争故事中。

　　我很高兴，这部电影与许多西方观众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