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执导的《繁花》圆满落下帷幕，真正意义上的口碑收视双丰收。固然剧集开播伊始存在一些争议，但随着剧情推进，剧版《繁花》凭借高级的质感成功圈粉大多数观众。直观地看，剧版《繁花》与小说《繁花》相似度不高，但它们都堪称杰作。小说是剧版的底本与灵感，犹如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小说《繁花》在《收获》首发之前，金宇澄一度想过将其取名为《上海阿宝》，后作罢。固然《上海阿宝》凸显出小说以阿宝的故事为叙事主线，但也有忽略其他女性角色之嫌，且无法从书名就表达出小说的整体意蕴。小说发表时定名为《繁花》，既可以指“实”——小说中精彩的女性群像，繁花似锦，是熙熙攘攘的众生相；也可以指“虚”——小说中一众角色的命运犹如花开花落，是时节的自然更替，有命运的玄虚无常，亦有生如夏花的灿烂热烈。

　　就像金宇澄所说，“《繁花》的女人，都是花一样绽放，包括她们生气，骂人，跳舞，唱歌……那些释放的语言能量，都是很美的。”这也是剧版《繁花》女性群像给观众留下的主要印象。剧版《繁花》，不仅是阿宝的故事，也是玲子、汪明珠、李李等女性的故事。王家卫经由她们说透两性关系中难以言说的暧昧之处，也拍出女性“钻石般的高贵光华”。从女性批评视角审视，剧版《繁花》是优秀的女性剧作。

　　玲子

　　“各人自有各人福”

　　跟小说相比，剧版出现的女性角色的数量要少。这与剧版的叙事侧重点的变化有关。小说讲述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故事，剧版只聚焦90年前后这一时间段。小说中除了阿宝，阿宝的好友沪生与小毛的个人际遇亦占据极大篇幅；剧版没了沪生与小毛，围绕他们俩的一众女性角色或消失或整合。剧版几个主要女性角色所占篇幅比小说多得多，编剧或将其他女性的特质杂糅在她们身上；同时，王家卫也在金宇澄的女性刻画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深化，并寄托个人化的表达。

　　玲子就是如此。小说中，玲子的笔墨不多，算不上核心人物。但剧版，玲子是第一女主角，她的故事被大量扩充，她与阿宝的关系得到详尽细致的铺陈。

　　玲子与阿宝相识于东京。彼时玲子在异国打工，阿宝亦不是事业上已经成功的宝总——他为了一单生意在东京处处碰壁，意外听到玲子用浓重的乡音打电话。他乡遇故知，玲子慷慨仗义帮助阿宝，还将自己的好运卡赠送给阿宝。玲子当时随口向阿宝提到，她一定要回国开饭店做老板。

　　有情有义的阿宝在生意有起色时，立即帮助玲子实现这个愿望——他在上海的进贤路开了一家叫“夜东京”的店，经理就是玲子。玲子当即回国，在租住的阁楼上请阿宝吃了大闸蟹，让阿宝帮她修理漏水的屋顶。夕阳西下，站在窗前看着阿宝闪着光晕的轮廓，玲子的心沦陷了。

　　东京那个慷慨仗义的玲子，才是玲子的本色。在成为夜东京的老板娘后，她体现出的种种张牙舞爪的“势利”，更像是一个深陷单恋中的女人用力过猛的占有与守护——她以阿宝的“大后方”自居，她要帮助阿宝守住他的钱袋子。生意场上浮浮沉沉，今日的阿宝是人人奉承的宝总，万一他从高处跌落呢？何况，玲子知道有情有义的阿宝“挥金如土”，有太多人盯着他的钞票。她每从阿宝那里“敲”来一笔钱，更像是她在帮阿宝存钱。也确是如此，在阿宝遭遇车祸，一堆债主找上门来时，是她玲子拿出钱一一摆平。玲子自认为在阿宝心中的地位不一般，开个股东大会都是俩人一大早去朱家角吃馄饨。于玲子而言，这是她与阿宝独有的共处时光，无论晴天阴天都是她最好的时光。

　　此时的玲子，有些有恃无恐，她敢对阿宝“睁眼说瞎话”，2600元买的珍珠耳环却告诉阿宝26000元，她从阿宝那里拿钱是一点都不手软，她知道自己与阿宝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内心也许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珍珠耳环引发的一系列风波，让阿宝对玲子发了火，让玲子不得不看清自己在阿宝心中的地位：她高估了自己。残忍的是，在与好友菱红等人的争执中，“玲子年纪不小了，宝总怎么可能看得上她”，戳破玲子心中那虚妄的期待，撕碎她脆弱的自尊。

　　玲子敢爱敢恨，她拿得起也放得下。当她下定决心与阿宝决断，楼下咿咿呀呀传来名剧《锁麟囊》的“愧我当初赠木桃”。玲子昔日“赠木桃”，阿宝知恩图报；阿宝的情义让玲子动心，她对于阿宝有着某种“愧”的心理——亏欠、自卑与爱意杂糅，恨不得多给阿宝一点，好匹配得了阿宝的情，好让他真正属于她一个人。当发现这个幻梦彻底破裂，她要毅然决然地往前走。

　　离开阿宝，玲子的事业仍可以成功。她从来都有着“有主张、搞得定、摆得平、输得起”的品性。是的，她对阿宝有着缱绻深情，“大家都在说，宝总做得好，是借了我的运道，我是不相信的。但是我一直不走。是我生怕万一这是真的呢。”而今，她终于相信“各人自有各人福”，阿宝是独立的，她也是独立的。她走了，去香港开辟她的新事业，相信多劳多得，永远轰轰烈烈。

　　汪明珠

　　“我是我自己的码头”

　　与小说相比，汪小姐是改动极大的一个角色。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汪小姐不是一个讨喜的人，她只想做一个依附于男人往上爬的人。小说中她是这么认为的：“做女人一辈子就是要找到一个优质男人，最好是嫁给有钱的日本人、台湾人、香港人或者新加坡人……从此过上有钱人的风光体面生活。”所以，她争强好胜，唯利是图。在感情上，汪小姐也并不忠诚，背叛丈夫，利用其他男性，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自食苦果，下场凄冷。当然，金宇澄并不对笔下的人物作出道德判断，诚如他所言，“恰是写出男人的坏，而女人容易‘被侮辱与被损害’。”

　　剧版《繁花》重写汪小姐，让她成为剧中最令人喜爱的女性角色之一，她也有了名字——汪明珠，如明珠一般璀璨动人、光彩夺目。

　　汪明珠的父亲是老外贸，她在优渥的家境中，如同掌上明珠般成长。汪明珠就读名牌大学，毕业后接父亲的班，进入上海外贸总公司上班。她个性开朗热情，为人正派大方，伶牙俐齿，也乐于助人。在阿宝的外贸事业起步、万事开头难阶段，汪明珠的积极帮助让阿宝的事业更快地有了进展。

　　一向有情有义的阿宝，在事业飞黄腾达后，对汪明珠始终有着一份深深的感谢。他与汪明珠的结识，比与玲子的结识更早。阿宝都将她们视为极贴近，也完全可信赖的人。不同的是，玲子能在阿宝忙碌疲惫的一天后提供一碗窝心暖胃的泡饭，她是阿宝的“大后方”；而汪明珠是可以与阿宝携手在外闯出一片天的人，是能为阿宝豁出命的人，是与阿宝有着过命交情的“革命战友”。当得知阿宝在生意谈判中可能遭遇风险时，汪明珠不顾风险地奔赴；看到阿宝安然无恙时，她飞奔向他，在他怀里又惊又喜地哭泣，又为自己刚才的车祸而后怕。阿宝无法不被汪明珠的炽烈与纯粹打动，他对汪明珠也许有着更多柔情：越天真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阿宝低估了汪明珠，观众也低估了汪明珠。千金大小姐事业挫败、爱情失落，又被下放到工厂做苦力活，我们以为她只会一哭二闹，她会一蹶不振，抑或她会像童话里的落难公主那般等待阿宝来将她拯救……一切都没有发生。汪明珠比所有人想象的来得坚强。她不怕工厂里的任何苦活累活，也从不怨天尤人；她脚踏实地、自强不息，很快打消他人对她的偏见。

　　这不是逆袭的爽剧。汪明珠经历了锤炼，但一直在体制内的她对于社会冷暖的认知仍然过于天真。她以为凭借她在外贸公司做了这么多年，在黄河路订一个包间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代价却是阿宝替她挨了一巴掌。这比她自己被打了更难受。她既进一步认清自己的“实力”——外人眼里，她仍然依附于宝总；她更不愿意她心爱的阿宝替她承受这样的屈辱，这是她最大的狼狈。

　　得知可以重回外贸公司上班的消息时，汪明珠去意已决。厂长劝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码头。但汪明珠说：外贸公司不是她的码头，宝总也不是她的码头，“我是我自己的码头”。喊出这句话，汪明珠再次走入风雨中，与工人们一起劳作。Beyond的《光辉岁月》响起，“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汪明珠前所未有地打动人心，“虹口小汪”拉开属于她自己时代的帷幕。

　　汪明珠开了公司，度过最艰难的阶段，抓住了机遇，果不其然地为自己争得一口气——不是怄气不是娇气不是赌气，而是傲气是骨气是争气。从此，她是汪明珠，她是她自己的码头。

　　在汪明珠身上，我们可以清晰看见完整完美的人物弧光。我们经由一个女性的成长与蜕变感受到女性身上所潜藏的巨大能量，以及充沛动人的感染力。这是跨越时代的独立女性塑造。

　　李李

　　“我站A先生这边”

　　三个主要女性形象中，李李的个人形象与气质，与小说相似度较高。当然，剧版也对李李的形象做了适当的改动，尤其是对她的“过去”的想象。

　　烈焰红唇、风情万种的李李，经历最为丰富，也最为神秘。拿出三千万的存折，盘下昔日黄河路最火的饭店，改名为至真园轰轰烈烈重新开张。由此，就知道李李绝对不是普通人。在商战中，她是与阿宝最相近的人：锋芒毕露又大隐于市，有野心也有胆量，有手腕也有手段，有圆滑有余地但也杀伐果决。她的真实意图，剧集将悬念保持到最后一刻。

　　李李一再说过，她做生意只看生意，不看人情。但很多时候，生意就是人情，就是互帮互助、就是给人留下体面。有了人情才有生意。李李是大度之人、也是有情之人：比如在魏总与汪小姐落难之时，黄河路上只有李李的至真园给了他们最体面的支持。

　　李李在与阿宝的一系列棋逢对手的“斗法”中逐渐接近彼此，并看清彼此有情义、留体面、敢决断的那一面，由此逐渐滋生惺惺相惜的情感。阿宝看到李李饭店的危机，李李给阿宝提供高仿T恤的重要信息；阿宝在黄河路保卫战中帮李李渡过难关；在之后的资本博弈战中，他们又几次相互携手、若即若离，并短暂同行……

　　当然，李李最深的情义、最坚定的信仰，都给了A先生。A先生是她最深的秘密、最重的疼痛、最牢固的执念。黄河路、至真园乃至于宝总，一开始都只是她漫长复仇计划中的一部分——她要以A先生的方式为A先生正名。当强慕杰要她作出选择时，李李的回答是，“我站A先生这边。”强慕杰冷言，“他死了。”李李不假思索，“他死了，我站的也是他这边。”

　　陈珍永远属于A先生。那么，李李呢？阿宝身上有着A先生的勇气与风气，在大结局时我们终于看清A先生的脸庞——一张与阿宝如此相像的脸。无论李李是否对阿宝动情，她终于完成对A先生的承诺，以光明磊落的方式，以江湖儿女的方式。

　　辛芷蕾在采访中说，王家卫跟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要拍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商战。我要拍的是一个江湖，我希望你身上要有侠气，你的眼神要像刀一样。”

　　说到底，《繁花》的两性关系，本质上是江湖儿女中的情义关系。这个“江湖”不是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的江湖，而是一个商战的江湖、一个资本的江湖、一个金钱的江湖。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是熙熙攘攘皆为利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就在这样的语境下，俗世中的饮食男女仍然保留对爱情的想象与期待，仍然可以为另一个人交出滚烫的心。这是混沌中的浪漫，是亢奋中的纯真。

　　有人说王家卫版《繁花》“太响”，这是误解。“响”的只是形式与外壳，在人物相处的各种幽微精妙之处，皆是各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不响”。比如在阿宝为汪明珠挡下一巴掌，她那热烈又逃开的拥抱，以及飘零在空中的“对不起”；比如阿宝与李李摊牌时，他们在楼梯上一高一低的将吻未吻；比如1994年10月11日，阿宝与汪明珠五年之约的“错过”与“后来”……哪怕爱意失落，换来的也不是李莫愁式的怨怼和憎恨，而是坦荡地“拎得清”“输得起”“向前走”。这是江湖侠客才有的豪迈洒脱。

　　《繁花》中的女人，着实“散发出钻石般的高贵光华”。所以，不必刻意去高喊什么“女性互助”的空洞口号，《繁花》中那一组组女性关系，尽是情义、尊重与体面的底色。玲子与菱红对彼此说出最狠的话，离别时千言万语却也仅仅是一句无语凝噎的“有钞票么”——她们始终是彼此心底亲近的人，怕你过得不好；玲子给汪明珠送去歉意、更是送去祝福；金科长如此铁面无私，她仍要“破例”为汪明珠送上她珍贵的礼物、给出她力所能及的帮助；纵是那戏份不多的领班三姐妹，道不同却不妨碍她们在困境中守望相助；纵是野蛮凶狠的卢美琳，在她最绝望时也能在姐妹怀里痛哭……王家卫拍出珍贵的女性，拍出珍贵的女性情谊。

　　“不响”的《繁花》，处处有回响。与小说一样，剧集《繁花》荡气回肠、回味无穷，观众可以在任何“不响”处倾听余音袅袅。仅女性视角而言，剧版《繁花》以影像的形态完满呼应了金宇澄的女性书写，表现出一群女性“怎么爱人，或怎么骂人；她怎么俗，怎么雅，怎么笑和悲；生存是如何轻浮和沉重，滋润中伴随怎样的困扰；这类人如何强硬，如何安之若素，怎么蓬勃生活”。

　　无论是在王家卫的创作图谱中，还是在当代影视剧里，剧版《繁花》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