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 阎建钢

　　■记者 王 彦

　　电视剧《人生之路》正式官宣亮相。简介中的三条显著信息引发网友关注——部分取材自路遥小说《人生》，著名导演阎建钢执导，原著里高加林等人的开放性命运被续写到了新世纪初的上海。其实早在项目初创期，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就用“名作、名导、名城的交融”来期待这次创作。

　　开播前，记者独家专访名导阎建钢，跟着他复盘拍摄过程，聊他的创作思辨。连线中，阎建钢以“一个勤勉的、有点阅历的、自身生命节奏与高加林同步的导演”自况。前两点特质使得他在《人生》被再一次影视化时站在了“追求一部升级版人生故事”的起点，而“自身生命节奏与高加林同步的导演”兴许才是更深层次的创作底气。

　　阎建钢说，40多年前，作家路遥以对文学超乎寻常的虔敬创作了《人生》，用他个人在平凡世界中的体悟与热望书写了土地与奋斗，为那个混沌又昂扬的时代和身在彼时的悸动青春带去启示、鼓舞，“无可避免地，那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都被小说《人生》所影响、所撼动，包括当时正在上大学的我以及剧组里的许多成员，我们有着与路遥、高加林相同或类似的心理和情感结构”。由此，电视剧《人生之路》的创作过程，更像是一群与路遥惺惺相惜的人在经历了比作家更为漫长的生命体验后回望他们那一代的青春，并在其中交付自己更具时间纵深的自我体认。

　　“我有兴趣、也有责任把我们这代人当时的青春状态、青春感悟拍出来。若新的《人生之路》能和今天的年轻人对话，就像我们当年产生的共鸣那样，我觉得就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阎建钢说。

　　情感与情怀：青春、挫折、奋斗的命题永不过时

　　为什么再拍？尤其是与原著首发的1982年相隔40年的今天，尤其在同名电影等早已成经典之后？类似问题，从《人生之路》立项之初就是主创反复自问、也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阎建钢从情感与情怀的不同层面给出答案：“小说《人生》对于我有着特殊的情感、情怀，情感是个人的，情怀属于一代人和一个时代。”个体的情感与时代的情怀交融，驱动着创作者们开启《人生之路》。更重要的，在重读、重解原著小说时，阎建钢发现，无论小说甫一面世即引发的社会大讨论抑或今天的再次品读，几乎所有的题眼都离不开青春，“岁月不居，但无论哪个年代，青春、挫折、奋斗的命题永不过时，这三个词对任何代际的人都不会过时——谁不曾年轻过，谁不曾在青春道路上与挫折不期而遇，遭遇挫折后，作何选择、如何奋斗以改变命运，又是一道能超越时间的人生课题”。

　　“如果说当年高加林的故事之所以影响中国，源自作家极其真实、诚实地直面了青春课题，深受他小说影响的那代人有许多而今已成了国家栋梁，这些人的血液里都有路遥《人生》的文化基因；那么40年后我们再度求解人生之路，则因为对青春话题的探讨是个永恒热点，每个人的青春或多或少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明天，我们需要与今天的年轻人建立起新的关于青春、挫折、奋斗的共鸣。”阎建钢如是说。在他眼里，很多人遇到挫折后难免怨天尤人，高加林的可贵之处，是他能在抱怨、消沉之后努力改变现状，“他身上的坚韧和不屈，我觉得可能是‘奋斗’的内核，也是我们希望通过电视剧的观照，让今天的年轻人从高加林身上读解到的能量，从而为自己注入不断奋斗前行的活力”。

　　事实上，电视剧创作者的观点与作家当年的创作何其相似。1981年夏天，作家翻滚于心中两年的故事在21个昼夜里一气呵成。小说的最后是开放性的，路遥甚至还在二十三章注明了“并非结局”的字样，《人生》的续集也成了几代人心头的意难平。高加林未完待续的人生篇章跃动着路遥对他身处年代的切肤体验和深刻理解，这种体验既是私人性的，也是时代性的。

　　“所以我们试图补齐作家当年尚不及表达的内涵，在讲故事的方式上，首先做了结构性调整，希望与时代建立关联，距离今天的观众更近一些。”阎建钢表示，严格意义上讲，《人生之路》部分取材自小说《人生》，新剧为高加林的人生延展出了前言和后续。原著的故事线始于高加林失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而回到土地，收束于他离开乡土后经历一番辗转、失去后的二次回归。“小说的最后，遭遇了最大一次人生挫折后，高加林消沉地回到村里，作家给读者留下个问号：才23岁的高加林还会往何处去，他究竟如何延续自己的人生？我们从高加林的高中时光拍到新时代初，想通过故事时空的扩容，来拓展对‘人生’这个大词的认知。”阎建钢说，他希望观众从《人生之路》中看到高加林的命运，得到对自己人生之路的一种反思——这话，冥冥之中似在回应路遥当年的叩问。1981年夏天，高加林的故事在路遥笔下诞生，作家曾为其暂定名《你得到了什么》。

　　续写与升级：于文学的当代性中读解世界观的升维

　　为什么是上海？

　　电视剧《人生之路》不仅在更长的时间轴上续写，剧本还拓展高加林的奋斗空间，抒写了陕北青年在人生谷底重新抖擞精神、经自身奋斗走进上海的旅程。阎建钢以同代人视角揣度高加林的内心：“他从青春时代就有个志向，要去上海。为什么一定是上海？因为当年就在上海的石库门，13位年轻人通过奋斗建立崭新政党，从此改变中国。上海是许多有志者都向往过的地方之一。”而跳出剧本，导演从广阔现实中判断：“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风的中国，最接近现代化文明、开风气之先的城市里有上海，八方来风、最具活力的城市里也有上海；上海更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启航地和当代发展重镇，许多文学刊物坐标上海，几代文学青年心向往之。”

　　历史的底蕴与现实的蓬勃同时召唤着高加林，上海，成了他眺望的远方，也成了《人生之路》的合理选项。阎建钢“剧透”，新剧里高加林第一部重要作品的发表和获奖就在上海，一如历史的进程中，1982年，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首发，路遥的成名作从上海走向中国。

　　采访中，导演阐述始终贯穿着“变与不变”，那是忠于“文学当代性”的思辨。从《人生》面世的1982年到《人生之路》开机的2022年，青春、挫折、奋斗的人生复调是不变的，也是电视剧对原著的遵循；而人们的世界观、审美体验、社会情绪无可避免地随时代转移了，是需要电视剧创作者在时代语境中力求升维的。导演这样定义他们的创作追求：“我们要做一部升级版人生故事。”升级，不止于技术层面用最好的设备、加强版的拍摄手段等，而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层面让时代中人们的新知显影。他打比方，“上世纪80年代的高加林们不会知晓平行宇宙理论，但2023年，世界科技抵达新高度，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会有所更迭”。

　　比如审美的层面，“那会儿的巧珍烫个脑袋可能就被视作特立独行，置于现在稀松平常”。比如社会情绪上，作家写就的《人生》，是基于他对彼时中国农村青年想要打破土地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强烈渴望的体察；小说里第一幕与最终章都有眼泪，折射着路遥对他所处年代穴位的不回避、不退让。40年沧海桑田，在作家没预见的2023年，阎建钢希望在影像表达中更多地张扬人物身上的生命力，“当我们回望1980年代，当时年轻人身上最可贵的就是充满着活力、生命的张力、对未来虽不清晰但足够蓬勃的想象”。为此，新剧开篇没像小说一样在乌云密布的坏天气里让郁郁寡欢的陕北青年登场。阎建钢特别设计的开场里，高加林和高双星骑着“二八大杠”一路飞驰，从高家沟到县城，20多里山路起起伏伏，混剪的画面里经过昼夜轮回、山川流转，年轻人迎着朝阳出发，又在夕阳下的苍茫壮阔里归来，“节奏极快，冲力极强，车都快骑散架了，但毫不影响他们释放无尽的生命能量，那段开场很酷也很燃”。

　　再看爱情观。1981年写作的路遥无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写到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两段情感经历时，将人物的个体抉择嵌入社会性背景即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小说初面世，对高加林爱情观的是非评判，读者展开了激烈交锋。阎建钢认为，更为开放包容的今天，在不背离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年轻人的情感波折或转移并不构成所谓“污点”，很多时候，情感的变迁是伴随着生命体验的改变而发生。导演还曾与演员交换过看法，陈晓答复，“我可以理解，当一个年轻人遇到人生灾难、生命失衡后，会寻求平衡的手段，感情可能是其中一个抓手”。

　　《人生之路》即将展现的高加林，“他会权衡我这一生去往何处，将度过怎样的人生，要追求的最高价值会是什么——生命中经过的一切都可能促成新的选择，这是根据他的最高价值观来调整的”。阎建钢说，对于高加林，他面对人生课题做出的步步调整都具有当时当刻的合理性；对今天的观众，当大家带着更丰盛的阅历观察高加林的青春世界，城市与农村、理想与现实，都可能突破纯粹的二元对立关系。这样的故事发生在陕北，它所涉内核又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无远弗届。

　　拍摄与表演：建立“真实”二字是创作的最大自信

　　为什么是这些演员？《人生之路》台前幕后的人能否成就这代观众认可的高加林们？拉直前一个问号，阎建钢说“外形合适、演技过硬缺一不可”；后半部分的疑问，很大程度可以交付“真实”。

　　在成为高加林之前，陈晓的作品序列里囊括古装、谍战、革命、医疗、都市情感、当代军旅等丰富类型，但偏还没有一个与《人生》的岁月并行的角色。导演不以为然：“以往的角色只作个外围参照，以佐证他对不同境遇中角色气质的塑造能力。我的习惯必须和演员面对面做一次交流，在同一气场中互相感知。我始终相信，所谓‘挑演员’并非单向的，演员是否足够信任导演，也是合作的前提。”

　　阎建钢与演员有次长谈，“陈晓是做了充分准备来的。他看过小说，看过剧本，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交谈中，双方聊对路遥小说的认知，聊两人不同的创作经历，甚至还聊家庭……凡此种种让演员在年龄、外形背后属于“人”的气场与角色所需渐渐重叠，也让导与演之间的双向信任开始建立，合作便是一拍即合的事。“陈晓的内心很丰富，看似少年老成偏内向，实则富于极大极强的激情。高加林亦如此，正是这些特质构筑了人物坚韧的性格底色，让他在承受磨难时能有重整出发的勇气。”阎建钢说，“陈晓是个感悟力很强的演员，他在高加林身上找到相似的个性切入点，就会调动生命感受移植到角色身上。”更遑论，演员还留下一句对现实主义的告白，“我希望能用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作品完成创作累积，希望以此作为献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后来，陈晓的35岁生日就是在《人生之路》剧组度过的，一名演员就此将人生的重要里程、职业规划牵系于一次现实主义创作。

　　李沁也是导演口中“完全信任”的演员。对受到路遥偏爱、如金子般珍贵的刘巧珍，阎建钢如此勾勒角色：“按今天的话说，她应该是当年陕北山村里的‘大众女神’，美貌不必惊世骇俗，但足够朴实漂亮干净，尤其身上能散发出张扬的活力。这样的女性不在乎任何生命难题，有能力在高加林最痛最难时支撑他、激励他。”外貌气质与演技的硬条件相加，李沁就是刘巧珍的不二人选。循着相似理念，会跳舞的张嘉倪成为黄亚萍的优选，林永健、刘威、李光复等戏骨级演员依次成就高明楼、刘立本、德顺爷三位在高加林人生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陕北老汉；周野芒、郭晓婷等上海籍实力派，为续写的上海故事线平添可信度。

　　《人生之路》与观众见面的日子，年代剧俨然新晋的荧屏“流量担当”。而硬币的另一面，观众为40多年前父兄一辈的生活痴迷同时，也对剧中渐近的日子越多挑剔。阎建钢觉得，这关乎大家对真实性要求的不断增长，“距离今天越远，假定性的生活越容易被接受；而越是切近今天、与时代同步，一丁点不真实，就会被观众勘破”。导演说，小说《人生》是路遥直面真实生活的一次创作，40年后，“《人生之路》对真实的要求也可称‘苛刻’”。

　　“我有幸得到了一支千锤百炼的队伍共同抵达真实。”参与过北京奥运会造型设计的陈敏正为演员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人物的造型体系；手握金鹰等重要奖项的美术指导刘勇奇实景再造了路遥所处的陕北风貌，清涧县、马店小学、高家沟的家家户户，小到茶杯、农具，大到风雨痕迹、各家院落不同的窑洞数量，都在逼近40年前的景观；摄影团队在路遥故乡深扎，拍到极其壮阔的黄河，也拍了旁人镜头未及的奇绝之景。

　　剧本、服化道、表演都在各自维度塑造真实，一旦逻辑真实、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一同奏效，观众自会动容——阎建钢说，创作者的最大自信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