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子在装饰有捍拨的琵琶上划过，音声明亮，那是白居易浔阳江头听过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对舞的女子快速旋转，衣裙飘飘，胡旋舞的节奏张弛相续——不久前在上音歌剧院上演的这一场《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是上音人在大量音乐文献和传世、出土文物的研究基础上，以精心复原的唐代乐器，编配古乐，并结合多媒体设计，所呈现的一场精彩的唐代乐舞盛宴。

　　时隔千余年，唐乐唐舞究竟如何，重现绝非易事，宋人在笔记《碧鸡漫志》中就已提及唐代《霓裳羽衣曲》等乐曲创作流传的多种说法。多年来，上海音乐学院有学者们如叶栋、陈应时、何昌林、赵晓生、应有勤等对唐代音乐持续研究。其中赵维平教授多次海外访学，对留存的唐代乐器乐谱着力深耕，搜集了近两万页高清古乐谱，探究古乐的旋律、音高与节奏，并带领团队比照文物尺寸和材质，复制了诸如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等三十余件唐代乐器。正是在对上百种海外现存乐谱的拍译、题解中，在对敦煌壁画、出土文物的揣摩悬想中，唐代音乐的丝竹之美、乐舞的气韵生动，才越过千年时光，在观众眼前闪耀出大唐的光辉。

　　这台音乐会的演出目的是为了接近真实展现历史，所选曲目都来自文献与曲谱记载，既有筚篥、笙、尺八、琵琶、阮咸、羯鼓、拍板等组成小乐队演奏的唐代教坊曲《急胡相问》，也有乐器独奏的曲目。其中，琵琶独奏《倾杯乐》，是根据《敦煌琵琶谱》中两首《倾杯乐》的译谱组合而成。唐人笔记有云，这一乐曲在唐玄宗时与舞马有关。唐玄宗曾经将舞马分为左右两部，命域外贡马使者驯教，无不曲尽其妙。奏《倾杯乐》时，舞马披着锦绣，金银珠玉装饰鬃鬣，它们在乐曲声中昂首摇尾，动作无一不与曲子节拍相合。据称当时还设有三层板床，令人乘马而上，旋转如飞。在这激昂的乐曲中，可以想象骏马飞扬的身姿，加以整齐如一的踏地节拍，是怎样一种气宇轩昂的景象！而乐工数人立于左右前后，都身着淡黄衣衫，佩玉带，年少而秀美，与舞马的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调和了乐曲的刚健，形成丰富的审美层次。这一乐舞多于唐玄宗生日千秋节时勤政楼下演出，至今可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舞马衔杯纹银壶上寻找到踪迹。舞马虽已不存，但在上音歌剧院剧场的琵琶声中，历史文献的记忆片段被激活，《倾杯乐》这一刚柔相济、中外文化交融的唐代乐曲在耳畔回响，这是今人对唐人的一次探访。

　　对唐代音乐文化的追寻，可以说从同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开始。现存于日本京都的正仓院，建于公元750年，正值唐朝盛世，唐风东渐，中日交流频繁，正仓院珍藏的日本圣武天皇用具中许多即源于唐朝，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那是唯一存世的一面唐代五弦琵琶，为今天的唐代音乐研究乃至乐器复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而音乐会上的古琴独奏《石上流泉》这一曲目，其名称原本为六世纪的古琴谱所记录，原曲则由遣唐使传入日本，后保留在日本十二世纪末的琵琶谱中。经比较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的演奏者发现用古琴演奏更符合乐曲的本身规律，所以用古琴恢复呈现了它原初的面貌。琴声潺潺，引人遐思，千余年来文化之源流往复就在这乐波中荡漾。

　　正是缘于对大唐文明的向往，敦煌壁画上的乐舞图，石窟藻井中的宝相花，唐人铜镜的图案，丝路乐舞俑的衣装……都成为此次音乐会上舞美设计的素材来源。与传统的丝弦相比，多媒体的设计让唐代音乐有了更多变化的载体，舞台上唐人妆束、或坐或立演奏的音乐家们带来流动的乐音，而舞台背后则同时有画卷徐徐展开，带来一幕又一幕变幻的情景：或是重檐华氈，令人仿佛置身于敦煌佛国聆听妙音；或是芦苇摇曳，明月渐升，山色夜色与音色融为一体，那是器乐合奏的《西江月》；又或是留存的敦煌古曲谱，文字记载与现场的演出合二为一——唐代音乐中的意境与背景完美呼应，相得益彰，给观众带来一场流光溢彩的演出，应该说这是唐代文化多侧面研究成果的体现。

　　追寻唐代音乐文化的精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求真求美的艺术呈现，无疑将获得观众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始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渴望，也缘于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殿堂里创造美、分享美的动力。

　　唐代笔记《羯鼓录》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二月的清晨，宿雨初晴，景色明丽，热爱音乐的唐玄宗取来羯鼓，纵击一曲《春光好》，伴着鼓点声声，柳杏随之萌发……

　　我们有理由盼望这场舞动大唐、乐满人间的音乐会，同样会带来一曲春光好。

　　（朱红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